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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大锯扯大锯，姥姥门前唱大戏……”“小耗子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那些满怀着亲人疼爱和期望的儿歌，那些承载着民族文化的儿歌，那些关于儿歌的美好记忆，蓦然涌上心头！
说起儿歌，我们都不陌生。据考，中国自尧舜时就有了童谣，即《列子·仲尼篇》中记载的“立我蒸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这是古典文献中记载的最早的一首童谣，它借小儿之口唱颂了尧的德政。其中“立我蒸民，莫匪尔极”是《诗经·周颂·思文》中的句子。我国古代不叫儿歌，而称为童谣、童子谣、孺子歌、小儿语等。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中，童谣往往被认作是一种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或宣传迷信的舆论工具，因此，古代童谣常常蒙上了强烈的政治和迷信色彩。如秦始皇时期曾有“阿房阿房亡始皇”（南朝梁·任日方《述异记》卷下）。又如王子今先生在《略论两汉童谣》一文中指出：“汉代童谣承担了社会批评的职能，作为政治预言形式，也影响着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明代社会对儿歌的认识有了变化，出现了由吕坤个人搜集整理的我国第一部儿歌专集《演小儿语》，共收各地民间童谣46首。至清代儿歌的收集和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出现了儿歌选集《天籁集》《广天籁集》等。其中《天籁集》的编者郑旭旦称儿歌是“天地之妙文”，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人们对儿歌价值的认识有了进步。20世纪前期，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发展，儿歌的搜集与研究也迎来了新高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00年美国的传教士泰勒·何德兰（Isaac Taylor Headland）主要收集中国的儿歌150首，出版了《孺子歌图》（Chinese Mother Goose Rhymes）。书中每首儿歌中文版和英文版并列，且每首儿歌旁都配有一到两张照片。此书搜集了很多我们今天仍然家喻户晓的儿歌童谣，如“大拇哥，二拇弟，钟鼓楼，护国寺，小妞妞，爱听戏”“水牛儿水牛儿，先出犄角后出头……”。这本书体现了我国古代民间儿歌发展的繁荣景象，对研究老北京儿歌及民俗极具参考价值。
儿歌一词在我国正式使用，是在“五四”以后歌谣运动大发展时期。1918年，在蔡元培等人的倡导下，北京大学创办了《歌谣》周刊。“五四”之后，“儿歌”一词广泛使用，沿用至今。现代意义上的儿歌，包括民间流传的童谣和作家创作的儿歌两部分。新中国成立后，尤其在1958年新民歌运动的推动下，对古代儿歌的研究又有了新进展，如1962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古代儿歌资料》一书，这是我国古代儿歌第一次得到比较系统的整理。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儿歌从民间文学慢慢发展成为儿童文学的重要样式之一，不仅易学易记易唱易演，而且易游戏易改编，日渐成为最受婴幼儿喜欢及最易为他们所接受的文学形式。从多个角度来审视儿歌，无论是从古代流传至今的民间儿歌，还是现当代作家创作的儿歌，都蕴含着丰富的认识、娱乐、教育、审美等多重价值，为儿童教育提供了生动有趣的养料。儿歌有多种特殊的样式：在充满童趣的游戏歌中，我们体验着游戏精神：如《丢手绢》《拍手歌》《黑猫警长》等；在谜语歌、颠倒歌、绕口令、数数歌等多种别具情趣的儿歌中，我们感受着儿歌活泼与竞技的精神。儿歌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反映民俗民风生活风貌的儿歌，让我们陶冶情操，感受着民族文化的魅力，如《幺妹幺》《数蛤蟆》《大拇指》《桃花》等；流淌着善良、关爱、同情、宽容、自立等美好德行与丰富情感的儿歌，滋润着我们的心灵，如《大米饭》《排排坐》《洗手歌》《我唱歌儿骑着马》等。儿歌的语言简洁明快又准确精练，凝聚着母语的精粹，闪耀着母语的精神，承载着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儿童最好的精神营养和抚慰，是儿童最早感受母语、亲近母语的范本，也是儿童学习生活、认识自然与社会、爱人爱家爱国的最好的途径。小小儿歌，丰富多彩，大千世界，尽在其中。小小儿歌，一儿习之，可为诸儿流布。童时习之，可为终身体认（《吕近溪小儿语》并序）。
总之，儿歌是儿童一生的“恩物”。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娱乐化时代，如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一书中所揭示的，电视等新媒介对儿童乃至整个社会发展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许多孩子跟电脑的熟悉程度超过了他们跟父母的熟悉程度。”由此，儿童的健康成长更需要儿歌的熏陶与滋养。事实上，当前儿歌教育日益受到世界各个发达国家的重视。美国图书馆协会提出：从幼儿出生开始，家长应坚持每天给孩子读书、唱歌、反复念诵儿童歌谣等。英国BBC将频道细分为CBEEBIES频道、CBBC儿童频道等。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立“世界儿歌日”的目的，也是要通过儿歌搭起各国儿童沟通交流的友谊桥梁，寓教于乐，充分发展儿童的身心能力和个性特征，培养他们对民族文化、民族语言以及对祖国的热爱和尊重。
一百多年前，何德兰在收集儿歌时曾经说过：中国的儿歌真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海洋。无论是儒士还是文盲，无论是皇帝贵胄还是贫民乞丐，无论是城里孩子还是乡下的儿童，他们都熟悉儿歌，会唱儿歌，从幼年就受到儿歌对身心的熏陶。小儿歌，大世界；小儿歌，真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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