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府四川：丝绸文明的重要摇篮

    丝绸是中华文明独异于其它世界三大古文明的标志。因其独特的自然和人文条件四川有“天府”之美誉，是中华丝绸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摇篮之一，也是连接诸条丝绸之路一个重要枢纽。汉唐以来，天府四川更因蜀锦、蜀绣、蜀布、漆器、邛竹杖及其它特色商品，在丝绸之路的贸易中独放异彩。今天开展“一带一路”的交流与合作，天府四川同样会对各种文明的互学互鉴，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

我国是丝绸文明的始源国

    人类文化始于衣食住行，而服饰是文明之首。一般说来，从原始皮革树衣缝制发展到麻葛纺织缝制技术，出现原始服饰的审美的观念，就是服饰由文化进步到文明的过程。早在上古采集渔猎时代，“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后来用骨锥骨针缝制兽皮树衣。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出现陶、石纺轮和原始的水平织布机、麻葛平纹织布，佩戴绿松石、玉石饰件，这是中华服饰文明的开始。不同而独特的是，在适宜桑蚕并最早发现丝织的地域，则出现了以丝绸为特征的纺织缝制技术。《海外北经》记载有“欧丝之野”“一女子跪据树欧丝”的远古传述。“欧丝”即“呕吐丝”，实指女子跪据树而发现噉桑吐丝的野蚕，经饲养为家蚕，缫丝即出现丝绸技术的历史过程。据历史学家蒙文通研究，《山海经·海外北经》是巴蜀人作品，其中所述“欧丝之野”即指巴蜀大地，这是饲蚕养桑缫丝最早的文献记载，也是独特的中华丝绸文明出现的最早记载。

    从考古发现看，中华大地上在新石器时代已有多处与丝织有关的印记和遗存发现，其中最著名的是浙江湖州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约4750年），发掘出丝、麻两种原料的织成品。丝织品包括绢布、丝带和丝线，由家蚕丝织成，有单丝绞捻、粗细经纬相纺、平纹组织等样式，说明四五千年前在黄河与长江流域已有多处养蚕织绸的技术存在。同时也说明中华丝绸文明满天星斗式起源的特征，这与中华文明多元起源的模式是一致的。

    从历史文献看，记载最早养蚕缫丝技术的发明人是5000年前黄帝元妃嫘祖。嫘祖的“嫘”字，也寓意女性缫丝累累一团之义，指最早发明人是女性，这与传统的“男耕女织”是一致的。嫘祖以丝绸为黄帝制“锦裳”，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易·系辞下》），这才会出现“雍容垂拱”的礼仪以开启中国文明时代。因之，我认为，除了世界古文明形成的一些共同标准以外，只有丝绸文明是中华文明形成的独特标志。

    黄帝与嫘祖创制丝绸文明，有不少说法，从北周时起，还兴起了供奉嫘祖为丝绸行业始祖“先蚕西陵氏神”的习俗。我们从这些习俗的兴盛地还可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它往往是源远流长的桑蚕文化传统的起源地，如四川的成都、南充、盐亭等地。不能简单地把这些习俗看成一般传说，它应是祖先历代相传，留存至今的丝绸起源口述史。将它与考古发现相印证，说明中国是丝绸文明的起源国。直到公元552年拜占庭派景教僧人到中国把蚕种私藏在竹杖内偷运回国，这是西方世界养蚕缫丝的开始。公元十二世纪十字军东征时，养蚕缫丝法才引入欧洲的意大利、法国、英国。

丝绸文明诞生的重要摇篮

    天府四川是中华丝绸文明起源的重要源头之一，首先是因为有良好优越的桑蚕自然条件。成都百花潭出土有战国嵌错水陆攻战纹铜壶，在其第一层绘有弋射、采桑图，描摹16位妇女着丝裙，攀树上，坐枝头，采桑叶，提桑篮的生动图像。成都附近的新都、彭州、郫都区等地汉墓出土有汉代“桑园”画像砖，描绘有桑园和柴门，高髻妇女手执长竿采桑叶的图像。虽然这是战国秦汉时的作品，但它是西蜀“都广之野”自古以来就为桑麻遍野的“欧丝之野”的写照。

    其次，蜀中有自古喜欢养蚕的人文条件。成都交通巷曾出土西周时期铜戈，两面均刻画有蚕形，说明这是养蚕习俗的产物。殷墟和周原甲骨都有“蜀”字，又有“蚕”字。甲骨文“蚕”字作蚕形图像，而“蜀”字则突出眼目，其身弯曲蜎蜎态，后期“蜀”字又加“虫”形在其身内，证明蜀字形是从蚕字形孳乳出来的。单独的蚕形是甲骨文的“蚕”字，而其身蜎蜎，卧在桑叶上，则是“蜀”字，可见“蜀地”“蜀国”的得名是来源于西蜀喜栽桑养蚕的习俗。

    蜀地的丝绸业就是在上述古蜀自然和人文两个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从蜀国第一代先祖蚕丛的得名，还可看出蜀的蚕丝业起源于上古渔猎时期。“蚕丛”是野蚕丛集的意思。古蜀人源于食虫氏族，最初即食野蚕，后来发现野蚕吐丝的功能，即把它培养为家蚕。“蚕丛”是对该部族蜀王具有丛簇养蚕缫丝技术才能的尊称。蚕丛氏的祖地，相传在岷山蚕陵，今茂县有“蚕陵重镇”古碑，后为地震水灾所没。东晋干宝《搜神记》载有蜀女为桑叶所包裹化为蚕，变成青衣神马头娘的故事，就是蚕丛时代衣青衣流传下来的神话，故“蚕丛都蜀，衣青衣，教民蚕桑，则蜀可蚕”。蚕丛部族的兴起，充分说明西蜀是中华丝绸文明起源的摇篮之一。

    由此可见，蚕丛是对蜀王的尊称，“蜀山氏”则是对以蚕桑为特征的部族的尊称，嫘祖则是以发明蚕茧织丝为特征的专称。黄帝嫘祖族后裔昌意、高阳氏颛顼集团与蜀山氏从昌仆、淖子开始即世为婚姻联盟。这两大部族，一个擅长织造技艺，一个擅长植桑养蚕，二者完美结合，互学互鉴，密切交流，形成丝绸文明一个独特的起源、发展、承传的体系。

    蜀锦、蜀绣是巴蜀丝绸文明发展的最高标志。成都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有陶石纺轮和刻有纺织印记的绳纹与网格纹陶器，三星堆月亮湾遗址、成都十二桥和指挥街遗址均出土了陶石纺轮，说明纺织技术发现很早。而青铜时代三星堆出土的巨型青铜立人像，身着黻黼锦衣，右衽三层，饰有华美丝织龙纹、鹮鸟纹、兽面纹，配有编织绶带，说明青铜时代蜀地就已出现锦衣丝绣，这是后来蜀锦蜀绣的前身。

    秦汉三国时代，蜀锦成为蜀地蜀国重要的经济收入。诸葛孔明云：“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当时成都、临淄、襄邑（河南睢县）三大丝绸中心各有特色、各有承传：临淄特色是“齐纨鲁素”；襄邑是“织成锦”；成都是“锦绫”，其质量之精美，超过了中原。

    蜀锦蜀绣的得名，也是在秦汉时代产生的。据吾师徐中舒先生考证，锦绫即“锦绣缎”，“缎”是在砧石上捶打，使之光滑挺拔，故谓之缎。缎是蜀丝绸文明的特色产物。左思《蜀都赋》说：“贝锦斐成，濯色江波”。这两句话说了两件事∶一是著名产品“贝锦”。贝锦之名见于《诗经》，指织出锦纹好似多色的彩贝，这是汉代蜀锦的知名品牌。二是指蜀锦只有经过锦江上游的鲜水洗濯，才能出现鲜艳的锦色，优于天下诸锦，故濯锦之江称为锦江，管理织锦作坊的官署在锦江岸边，称为“锦官城”，锦官城所在区域则称为“锦里”。成都有“锦城”的代称，就是从锦官城简称得来的。

    生产蜀锦的纺织工具也出现了奇迹。汉代出现了高级提花机代替手工刺绣，在2013年前这还仅见于文献记载，其形象也只出现在成都曾家包汉墓出土画像石所绘织布机和织丝机，而没有实物。2013年首次在成都天回镇老官山2号汉墓出土四架木制织机模型实物和14个漆木彩绘纺织工匠俑。这是迄今为止，在我国也是世界上发现时代最早的表现蜀锦织机作坊生产过程的实物。该织机采用的是“高楼双峙”技术，织造的绵绫经纬密度很大。现代的丁桥花楼织机，仍传承使用其法。这四个织机模型是蜀锦蜀绣对世界丝织文明起源和演进所作特殊贡献的明证。

    反过来看，巴蜀丝绸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又为天府农耕文明带来深远的影响。到唐宋时期，扬州和成都是世界上财富聚集和文化交流互鉴的大都市，有“扬一益二”之称。

蜀锦的文化价值

    考古发现的汉代丝织品，如河北怀安、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古楼兰遗址、蒙古诺音乌那遗址、朝鲜乐浪郡遗址均有彩色织锦出土，上面往往织有吉祥语，多为“延年益寿大宜子孙”“登高明望四海”“长乐明光”“万年益寿”等。唯有在丝绸之路上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的蜀锦护膊文字不同，最富文化内涵和特色。1995年在该遗址发现一块东汉至三国时期蜀锦护膊，上有孔雀、仙鹤、辟邪、虎纹、云纹与五星纹彩色图案，尤其是所织隶书“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八个字令人震撼！《史记·天官书》中记载：“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五星皆从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国可以法致天下。”

    按照当时汉代人的看法，日月五星的天象方位，是与地上物象人事的动作相对应的，特别是同国之大事“祀与戎”有关，这叫作“天人之符”。“五星”有两指，一指“天之五官坐位”，包括“紫宫（中宫）、房心（东宫）、权衡（南宫）、咸池（西宫）、虚危（北宫）”。五星另一指佐天行德的“天之五佐”，包括水、火、金、木、土五星。前五星为经，后五星为纬，经纬相织，分天之中。天官的责任，就是观察三辰五星经纬交织的天中之道，以便“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天有五星，地有五行”，观察天的五星与地的五行的位置变化，可以决定国家大事或军事征伐。如果“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积于东方”则利于出兵讨伐分裂叛乱势力，“其赤，中国胜”，“可以礼致天下”。两汉三国时期，南羌常有分裂叛乱，因此要选五星聚于东方一舍之天象时机加以讨伐，这是有利于中国大一统的时机。

    尼雅出土的这块蜀锦上的文字，今天可以当作“中国”身份的文化认同来解读。即使是工艺品制作，也要在华丽物质世界中以高超技艺绣出精神境界。难怪司马相如写赋，也要学习蜀锦工匠“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的高妙巧思和超精技艺，以纺丝织绸善于创新的工匠精神，来写锦心绣口的大赋了。

四川对丝绸之路的奉献

    “天府之国”的四川，是长江上游古文明起源和发展的中心，是中华民族文明，同时也是中华丝绸文明起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摇篮。在汉唐时代，世界处于黑暗中世纪的城市衰落时期，唯“扬一益二”，通过诸条丝绸之路的中外商品贸易和文化互鉴，独放异彩。

    四川具有丝绸服饰文明起源的祖先口述史、独具特色的考古发现史和丝绸之路上独特的商品交换史等多重优势，对北方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以及西南出海丝绸之路，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贡献和特殊的历史作用。蜀人司马相如所云“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控引天地、错综古今”，体现了历代蜀人冲出盆地四塞，开拓四面通道，走向外部世界的精神。

    天府发展历史证明：天府四川离不开诸条丝绸之路，诸条丝绸之路也离不开天府四川。在今天开展“一带一路”文明交流合作、互学互鉴中，天府四川同样离不开，定会承袭它奉献于诸条丝绸之路的文明理念、历史优势和历史经验，发挥其独特的古与今魅力，起到它应有的作用。请看今年一月以来至今，每天在天府广场的成都博物馆参观“丝路之魂暨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特展”的人数，平均每天均在万人以上，这个渴望融入“一带一路”的热潮，就是上述论断的证明。

    （本报记者李晓东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