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枚校徽

    2007年秋，我至南沙沟。坐定捧茶，取出新编的光盘合订本《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面呈任先生。他约略一翻，说“等一下”，起身出了客厅。

    任先生再来，手心中捧着东西。到桌上一展开，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两枚校徽。颜色有别，分别为学生和教师所佩戴。

    随我同去的记者们都上前去拍摄。我也拍了几张。

    众人拍摄毕，任先生将两枚校徽再拿到手上，他拉起我的手，打开我手心，将校徽放到我手中说：“昨晚接到你的电话，我把它们找出来了。就等着今天你来，送给你。”

    见我愕然，任先生说：“这两件东西，送给你是最合适的。因为你有这个感情。一枚是我当学生的，一枚毕业后我留校任教的。背后的号码就是我当年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身份号码。这都记载入档的，在联大档案中能查到。”

    任先生还说：“西南联大只有八年，像我这样上完了学，又留下任教的不多，所以这两枚校徽也很难得了。”事后，他对女儿任远说：“那两个校徽我给张曼菱了，我觉得给她最合适。”

    简洁的三角形带着一种纯正的力量。任先生说，那后面的小铁杠，可以纽在当年人们的大布衫的前襟布扣上。如果穿西服就直接用别针。

    次日，在“纪念西南联大建校七十周年”的大会上，有人交给我一只信封，打开是一小札——

    西南联大七十年世称办学的奇迹。这奇迹无非是“五四”科学与民主精神的继续。这种精神是永远前进的方向。

任继愈 二〇〇七年

    任远告诉我，她的父母晚年最常讲的一个字就是“寂寞”。我明白，这是“同道者稀”。        （张曼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