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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7年05月03日 星期三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圆明园

    作者:本报记者 柴如瑾 《光明日报》( 2017年05月03日 05版)
    雪后的北京圆明园西洋楼遗址。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谐奇趣主楼东侧面复原效果图与老黑白照片(左)的对比。北京数字园明科技文化有限公司供图
    乾隆初期的杏花春馆(左)与乾隆中期的杏花春馆(右)的对比图。北京数字园明科技文化有限公司供图

        【给你一个"活"的文化遗产】

     

        今年是圆明园建园310周年。

     

        自1707年康熙帝将畅春园北面的一块地方赏给皇四子胤禛修建园林算起,前153年的圆明园,历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朝清帝的苦心经营,辉煌耀眼。然而,1860年后的157年间,圆明园惨遭英法联军焚掠,之后又不断被破坏,沦为废墟。

     

        这座被誉为“万园之园”的离宫御苑,成为国人心中永远的痛,也成为久久难解的谜——被毁之前的圆明园究竟什么样?世人还能否有机会一睹它的辉煌胜景?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郭黛姮和她的团队,历时17年,查阅10000余件历史档案,绘制4000余幅设计图纸,构建2000座数字建筑模型,终于让圆明园跨越310年的时光,重新展现在世界面前。

     

    离宫御苑:不仅是园居游憩之地

     

        1860年以前,北京的西北郊地区是名园汇集之地。东起今清华大学,西迄香山,皇家与私人园林多达八九十座,绵延20余里,亭台楼榭与湖光山色交相辉映。

     

        在这众多园林中,尤以“五园三山”,即圆明三园(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畅春园、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万寿山、玉泉山、香山,规模最为宏大壮美,代表着中国皇家造园艺术的最高成就。

     

        那么,圆明园有什么不同呢?

     

        “圆明园是常朝理政的场所。”郭黛姮告诉记者,圆明园不仅是清帝的园居游憩之地,而且是重要的听政理政之所。

     

        比如,“正大光明”“廓然大公”等日常办事场所的命名;再如,《圆明园匾额略节》记载的“所其无逸”“天君淡寂”“审几慎独”“乐天知命”“自强不息”等匾额,几乎均为勉励君主勤于政事的座右铭。

     

        “乾隆全年有168天驻跸圆明园。”清华大学贾珺博士根据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穿戴档》的记录统计出的这一结果,也是圆明园作为清代最重要离宫御苑的明证。

     

        “我们这时找到了圆明园景观设置的缘由。”郭黛姮说,圆明园的御苑性质决定了它的内容远比普通的皇家园林要复杂得多,除了丰富的景观建筑和山水花木之外,还承担着举行仪典、视事理政和日常生活的功能。

     

        据考证,圆明园中有若干农事建筑,帝王的这种园居并不仅仅是为了游赏,而是需要时时刻刻体察农情。在《御园亲耕》中,乾隆写道:“创武守以文,耕稼尤留意……谓是御园中,朝暮便亲视。”

     

        圆明园还设有专为皇子读书的场所“洞天别处”,告诫皇子们“愿为君子儒,不作逍遥游”,希望皇子们努力修身进德,有济天下的胸怀。圆明园设有多处书院、书屋、书楼,直接称书院的景区有汇芳书院、碧桐书院、四宜书屋,各景区中冠以书屋、书室之名的多达20余处。

     

        “人们习惯将圆明园与山水开阔、高下相映、中轴线一脉贯通的颐和园相比,认为圆明园过于紧凑,失于凌乱。但当我们从二维的图纸转向三维的实景,并以人的视角真正行走其中,才发现圆明园的造园艺术并不体现在平面的秩序和逻辑,而是更关注空间格局的多变巧妙和庭院尺度的亲切宜人。”郭黛姮的博士、北京清城睿现数字科技研究院院长贺艳说,“圆明园是真实住的房子,不是装修中出现的‘样板间’。”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五朝皇帝一直把圆明园当作紫禁城外的第二个“家”,而清漪园(颐和园前身)在圆明园被毁前一直只是偶尔游赏之处。

     

    改建频繁:并非是一成不变之园

     

        郭黛姮告诉记者,圆明园的建设几乎年年都有,而且改建频繁。

     

        这里曾是五代帝王起居、理政、游赏之所,更有大量皇族亲贵等出没其间,无论是使用中的损耗、天灾人祸的毁坏,还是主人使用需求的更改,都会导致拆、添、改建工程。

     

        对于这种变化,《圆明园内工则例》虽有记载,但仅靠文字难以了解其真正面貌;《圆明园四十景》只反映了1744年(乾隆九年)前后的景观,无法反映变迁的过程;样式房图档虽含有较丰富的改建信息,却有相当一部分未标明年代和所绘景区的名称。

     

        为了摸清、理顺这些变迁,郭黛姮团队采用“总体史”的理念,从历史、人文、建筑技术、园林种植等各个方面深入挖掘史料,重新发掘圆明园的造园特点。

     

        “圆明园的营造史贯穿了它自身历史的始终。它的丰富内涵不仅是横向地比较而言,还纵向地体现在自身的变化之中。”郭黛姮所说的这种“时移景异”,在某些景区尤为频繁。

     

        圆明园四十景之一的“杏花春馆”,就经历了从一开始的田圃、村舍到后来添加规整殿宇庭院的变化。

     

        从事圆明园变迁史研究的贺艳告诉记者,始建于康熙年间的“杏花春馆”,前身为赐园时期十二景中的“菜圃”,当时景区一派田野村落景象。到了乾隆初期,这里兴建了土地庙、六方亭、小城关,并改称“杏花春馆”。

     

        更大的变化发生在乾隆二十年——改建“矮屋”为规整院落,增添春雨轩、涧壑余清、镜水斋等建筑。以往的野田村舍“杏花村”成了一处疏密有致的小园林,更名为“春雨轩”。

     

        从“杏花村”到“杏花春馆”再到“春雨轩”这样的例子不止一处,有的景区如九洲清晏用6段历史分期中的120组时空单元,复原了一个四维时空的立体圆明园。

     

        从堆积如山、未经梳理的原始史料中寻找联系,在大量的数据积累中厚积薄发,贺艳说,“如同一盘珍珠,被一根细线串联了起来”,最后才能构建出一个完整的建筑形象。

     

    中西合璧:西洋楼并不是灰白色

     

        在今天的圆明园景区里,中国传统皇家园林中最早的大型欧式建筑群——西洋楼景区呈现一片灰白色。然而,贺艳却告诉记者:“西洋楼其实是五彩斑斓的。”

     

        在圆明园文物库房里的“碎砖乱瓦”中,研究人员试图将200余块琉璃构件“拼”回原处,并辨识出其中12件属于谐奇趣。同时,多彩琉璃构件在黑白老照片上呈现出深浅不一的高光,激发出一个大胆的尝试:给西洋楼“上色”。

     

        作为3D复原团队中西洋楼课题的主要负责人,高明说:“一开始,我们主观地认为黑白老照片上深色的构件,应该匹配实物颜色同样较深的蓝色;反之,较浅的部分则对应黄色、绿色的琉璃构件。”

     

        但随着被定位的琉璃构件越来越多,高明发现:与之前的臆断相反,所有蓝色的构件在老照片中呈现出较浅的灰色,而黄色、绿色则呈现较深的灰色。

     

        “还原本来原色后的谐奇趣,流光溢彩。”郭黛姮说。

     

        研究还发现,虽然西洋楼景区迥异于中式建筑体系:西洋柱式代替了木头构架,巴洛克、洛可可风格的纹饰代替了木雕、彩画。但从《圆明园西洋楼铜版画》上看,谐奇趣的砖石结构墙体上,顶着一个中式的庑殿顶;巴洛克风格的砖雕上出现了中国的牡丹纹饰;更令人意外的是,这个外表欧式的建筑群,用的竟然是合乎中国工匠习惯的计量单位:丈、尺、寸……

     

        这种奇妙的组合,“归功”于建造景区的独特班底——设计师为没有经过专业建筑学训练的传教士郎世宁、蒋友仁等,施工者则是土生土长、并未领略过西洋建筑的中国工匠。

     

        与此同时,“以圆明园为代表的中国造园艺术也在丝绸之路东西方商贸交流的背景下走出国门,在18世纪的欧洲一度出现了中国风园林的热潮”。郭黛姮告诉记者,法国大型园林中出现了村落景观;英国建筑师钱伯斯在伦敦郊外设计建造的邱园塔,塔上塑着80条龙,以琉璃装饰。

     

        “没有任何国家在园林结构物的壮丽和数量上曾经与中国相当。圆明园本身就是一座城市。”在1772年出版的《东方造园艺术泛论》中,钱伯斯写道。

     

        郭黛姮评价说:“圆明园以它无与伦比的辉煌成就在世界造园史与文化史上展现出灿烂的光辉。”

     

        (本报记者 柴如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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