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场上的《史记》

    《史记》与科举考试的密切关联，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唐宋两代曾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二是作为文章典范深刻影响了明清八股文的写作；三是作为知识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丰富和完善了科举文化。

    唐代的科举考试科目，最为有名的是进士科和明经科，还有其他一些较为次要的科目，比如史科。史科有一史和三史之分，始设于长庆三年（823）。一史指的就是《史记》，考试内容包括问大义一百条，策三道，义通七十、策通二道以上为及第。三史指的是《史记》《汉书》和《后汉书》，与魏晋南北朝时称《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为“三史”有所不同。考生选考其中的一部，各问大义一百条，策三道，义通七十、策通二道以上为及第。五代仍有三史科目。宋代的三史科目，最初的考试方式为对墨义三百条，淳化三年（992）改为对墨义十五场，合格及第者，于尚书省列名张榜，熙宁四年（1071）停废。值得一提的是，三史在金代也曾列为考试科目：海陵王正隆元年（1156），命科举三年一辟，于五经三史、正文内出题。宋代的贡举考试还有十七史一目。宋英宗时，此前史家所撰十七部正史经过辑佚、补缺后刊刻成书，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隋书》《唐书》《五代史》。南宋绍兴二年（1132），诏举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凡应诏者先将本人所著策、论五十篇缴进，由两省侍从评阅，分为三等，列入次优以上等级者，再召赴秘阁，试论六首。所出论题，就包含了十七史的内容。

    从上面的缕述可以看出，《史记》列入考试科目时断时续，在唐宋两代并非最为重要的科举考试内容，但其影响力在纪传体史书中一直高居榜首，不容忽视。

    明清两代，《史记》作为文章典范，在“以古文为时文”的科场风气中，极大地影响了八股文的写作。明代的《史记》评点也因这一导向而形成了其时代特色。正德、嘉靖时期，明代八股文由成熟走向鼎盛。“有明八大家者，合吴县王鏊、武进唐顺之、常熟瞿景淳、武进薛应旂、昆山归有光、德清胡友信、归善杨起元、临川汤显祖而称也。”（《制艺丛话》卷12引卫廷琪语）“八大家”中，嘉靖时期占了四家，即唐顺之、薛应旂、归有光、瞿景淳。与成化、弘治时期相比，嘉靖时期八股文的显著特点是“以古文为时文”。这一风气由唐顺之等人开启，至归有光达到顶峰。而近宗欧阳修，远宗《史记》，是归有光和唐顺之等人的共同特色。清代的方苞延续并主导了这一风尚。

    明代《史记》研究的特点之一是评点之学特盛。评点起于南宋，本来就有服务于文章写作的功能，明人以评点之法来赏读分析《史记》，与科举文章写作的关联更为密切。清代牛运震有《史记评注》，荟萃百家，称引的学者和著作以明代为主，著作如王鏊《王守溪史记评钞》、董份《董浔阳史记评钞》、陈沂《陈石亭史记评钞》、王韦《王钦佩史记评钞》、何孟春《何燕泉史记评钞》、凌约言《凌藻泉史记评钞》、杨慎《史记题评》、唐顺之《荆川先生精选批点史记》、邓以赞《史记辑评》、柯维骐《史记考要》、王慎中《王遵岩史记评钞》、归有光《评点史记例意》、茅坤《茅鹿门史记评钞》、余有丁《监本史记》、凌稚隆《史记评林》、钟惺《史记奇钞》、陈仁锡《史记奇钞》、孙鑛《孙月峰先生批评史记》、徐孚远等《史记测议》。而归有光、王慎中、茅坤、唐顺之等人之评点《史记》，与他们在八股文写作方面的卓越造诣，两者之间的关联度之高，早已是学术界的共识。

    与明人相比，清人更加关注知识体系的完善和完整，尝试以书院考课或教学的方式强化《史记》在科举文化中的分量或地位。据鲁小俊《清代书院课艺总集叙录》，清代书院课艺总集中的《史记》资料，按照其与科举考试的关系，大体可分为两种情况。

    其一，清代后期出现了一些“博习经史词章”的书院，这些书院不考八股试帖，专课经史词章，旨在挽救举业书院的空疏之弊。考题涉及《史记》的有：《上海求志书院课艺》之《〈史记〉〈汉书〉分两家说》；成都《蜀秀集》之《读〈史记·卫青霍去病传〉书后》《〈史记〉列孔子于世家论》《汉武帝通西南夷赋》；苏州《学古堂日记》之《读〈史记〉日记二种》，作者查德基、朱锦绶；攸县《东山书院课集》之《〈史记〉立〈循吏〉〈酷吏〉两传论》；福州《致用书院文集》之《〈史记〉传儒林不传文苑论》；武昌《经心书院续集》之《〈太史公自序〉书后》《〈万石君列传〉书后》《老子韩非同传论》；南昌《经训书院课艺三集》之《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书后》；广州《菊坡精舍集》之《书〈史记·信陵君列传〉后》《书〈史记·曹相国世家〉后》《书〈史记·信陵君列传〉后》；江阴《南菁文钞三集》之《书〈史记·游侠传〉后》《书〈史记·货殖传〉后》《诸史作〈四裔传〉语多失实略证》；《各省校士史论精华》（又名《各省书院课艺史论新编》）之《〈史记·弟子列传〉叙子贡存鲁霸越事实论》《〈史记〉项羽立本纪孝惠不立本纪论》《萧相国荐淮阴侯论》《李广卫青霍去病论》；昆明《经正书院课艺二集》之《书〈史记·滑稽传〉后》《班〈书〉惠帝高后皆有纪，而史迁不纪惠帝，其旨安在》；昆明《经正书院课艺三集》之《汲黯论》《书〈史记·伯夷列传〉后》；昆明《经正书院课艺四集》之《匈奴未灭何以家为》《问：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其行兵之法如何？试详言之》。

    其二，另有一部分书院，既考课八股试帖，又考课经史词章（后者一般叫“小课”，或称“诗课”“经古课”“策论课”）。杭州《崇文书院敬修堂小课甲编》戴熙序说：“国家以制艺设科，乡会后场、学政考试，旁及经解、策论、诗赋，殿廷则兼用之。盖制艺述经，具经体而微；经解、策论、诗赋拟经，各得经之一体。大要皆经之流，故并重焉。”“以故高才博学者，不肯局时艺，必肆力诗古文词，求根柢于六经。”这里所说的“古文词”，就包括了《史记》在内，而研习《史记》的目的，既是为了完善科举士子的知识体系，也是为了提升其八股文写作的水平。这些书院的考题，以光绪年间为例，涉及《史记》的有：苏州《正谊书院课选》之《汲黯论》；扬州《梅花书院小课》之《〈史记〉得失考》；扬州《安定书院小课二集》之《问：十七史中重传除〈汉书〉即改〈史记〉之文毋庸胪列外，如〈后汉书〉之传有互见〈三国志〉者，此后两史并见者尚多，能悉数其名欤》；江宁《奎光书院赋钞》之《大将军有揖客赋》《陈平分社肉甚均赋》；江宁《金陵奎光书院课艺》之《汉高祖为亭长常从王媪武负贳酒赋》；杭州《学海堂课艺八编》之《范增说项梁立楚怀王论》《读〈秦始皇本纪〉》（五古）；顺德《凤山书院课艺》之《读〈史记·货殖传〉书后》《读〈史记·游侠传〉书后》；湖州《安定书院课艺》之《陈平分肉赋》《萧何曹参论》《淮阴侯论》。

    综上所述，《史记》作为科举时代的经典，其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而那些与《史记》相关的科举文章，确也不乏杰作，比如嘉祐六年（1061）苏轼应制科考试所作《进论》二十五篇，其中《范增论》《留侯论》《贾谊论》《晁错论》即出于《史记》，久已脍炙人口；而明代归有光等人借鉴古文之法写出的八股文，名篇佳作，更是不胜枚举。

    （作者：陈文新，系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