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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在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上，与会嘉宾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为解决世界和区域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贡献智慧，共同推动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作为今年博鳌亚洲论坛的重要参会嘉宾，联合国副秘书长吴红波25日围绕全球化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吴红波表示，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过程，要深入研究当前的反全球化现象，防止反全球化引发恐慌。
记者：本次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以“直面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未来”为主题，反映了人们对反全球化的担忧。您如何看待当前的反全球化现象？
吴红波：我非常不喜欢现在弥漫的否定全球化的观点。我们谈反全球化，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全球化。狭义全球化定义指经济活动的全球一体化，如商品、服务、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的跨国流动。广义全球化定义包括所有的跨国活动，从经济到社会、军事、文化、环境等各个领域。全球化将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推动了货物、服务、资本、信息和人员的流动，促进了全球经济、贸易和金融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和文化繁荣。举个简单例子，千年发展目标实施的15年，也是全球化发展的黄金15年。这15年里，全球共有超过10亿人脱离极端贫困。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全球化功不可没。
全球化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例如，19世纪或更早时期的全球化带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特点。而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其特点是在信息与通信技术革命和全球政治多元化推动下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无论是从广义还是狭义的全球化来观察，我们都应该把全球化看作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从来不是匀速直线运动，有加速发展阶段，也有停滞和逆转阶段。20世纪末就出现过一波反全球化浪潮，比较有影响的事件如1999年美国西雅图爆发的四万多人参加的“反世贸组织”运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等。
记者：这一波反全球化现象主要出现在西方国家，令全世界不安。您认为应当如何应对？
吴红波：之前的逆全球化或者说反全球化诉求是与全球化的发展阶段相对应的，更多集中在经济与贸易层面。这一轮反全球化浪潮的成分更加复杂，一是与反恐、移民潮等问题深入交织；二是与“反现状”“反建制”的政治诉求相互联动。在美欧等主要大国大选的背景下，这波反全球化浪潮被推波助澜，除了经济因素外，政治和社会诉求被进一步放大。
与此同时，我们需要对这一波反全球化现象进行深入研究，避免反全球化引发恐慌。比如，英国脱欧与欧盟一体化的宗旨相背离，被广泛解读为反全球化。但从具体政策主张看，英国脱欧是为了在贸易政策上获得更大的自由和谈判空间。因此，在看待反全球化浪潮时，具体的区域与国别政策分析非常重要，对主要利益集团的动因分析也非常重要。只有把这些脉络厘清了，我们才能正确把握全球化脉搏。
从根本上看，全球化的发展有两大核心要素：一是需求驱动，也就是资本的全球配置；二是技术驱动，也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因此，反全球化浪潮是否会愈演愈烈，取决于这两大驱动是否消失或者出现逆转，也取决于世界各国能否及时加强合作，共同加强全球治理，有效化解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记者：西方部分普通民众反对全球化，他们认为全球化造成他们失业。您认为应当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吴红波：反思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必须承认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带来的问题。比如失业、人权、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社会不公等。这种分化不仅仅体现在国家之间，也体现在国家内部。比如，在此次美国大选中，美国中下阶层被认为是在全球化中利益受损、被边缘化的阶层。以我目前居住的纽约市为例，很多人也许会认为在这里根本不存在饥饿、贫困问题了。但实际情况是，根据2012年的数据统计，纽约市每5个孩子中就有1个人吃不饱饭。纽约尚且如此，美国其他城市就可想而知了。我们再看看富人的情况。目前，美国最富的1%人口拥有全国43%的收入，最富的0.1%人口拥有全国22%的收入。因此也就不难理解这次美国大选的结果，不难理解为什么强烈民族主义的话语会有市场，不难理解反全球化为什么会形成声势。
国际社会对全球化带来的问题也一直在反思。从广义上讲，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60多个国际组织和机构，都是为了治理全球化带来的问题而建立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决策权和话语权，由主要发达国家和主要发展中国家共同参加的20国集团基本上替代了7国集团，成为协调世界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平台。但是这些全球治理体制的改变显然还赶不上全球化发展步伐。
在全球治理层面，国际组织和机构需要不断改善透明度、增加责任心、扩大民主、提高效率。在国家层面，各国需要从长远着眼来权衡政策利弊，协调内外政策。这对有效解决全球化带来的问题至关重要。
（本报博鳌3月26日电 本报记者 李盛明 王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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