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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7年03月11日 星期六

    “举本统末”与儒道“和解”

    作者:毕景媛 《光明日报》( 2017年03月11日 11版)

        儒道的融通互补是魏晋时期思想家面临的时代主题。作为开玄学风气之先的重要代表,王弼通过界定和说明儒道思想谱系中所涉及的无与有、自然与名教等的相互关系,对此进行了创造性的回应。为理清无与有、自然与名教的相互关系,王弼在注《论语》《周易》《老子》等经典的过程中“发明”了“举本统末”的观念和方法。在“举本统末”的观念和方法下,无与有、自然与名教的相互关系得到进一步阐发,儒道关系也因此实现了“和解”。可以说,“举本统末”不仅是王弼调和儒道关系的重要思想创造,也是其经典诠释过程中一以贯之的观念和方法。作为第一部以玄学思想诠释《论语》的著作,《论语释疑》反映了王弼以“举本统末”的观念和方法来调和儒道关系的理论思考。

     

        《论语释疑》是魏晋论语学的重要代表作品,它是王弼带着调和儒道的“先见”对儒家经典文本《论语》作出的一种玄学化理解和诠释。王弼《论语》诠释的重要特点在于,不是着眼于对《论语》文本本身的释读和理解,而是假借诠释《论语》来调和儒道,其所使用的观念与方法就是“举本统末”。

     

        首先,在诠释《论语》的过程中,王弼明确提出了“举本统末”的重要命题,明确了其所包含的主要思想内涵。在对《论语》中孔子“予欲无言”的诠释,王弼提出了“举本统末”的重要命题。“予欲无言,盖欲明本。举本统末,而示物于极者也。夫立言垂教,将以通性,而弊至于湮;寄旨传辞,将以正邪,而势至于繁。既求道中,不可胜御,是以修本废言,则天而行化。以淳而观,则天地之心见于不言;寒暑代序,则不言之令行乎四时,天岂谆谆者哉。”(《论语释疑·阳货》)王弼认为,立言垂教、寄旨传辞有“弊湮”“势繁”的问题,“明本”“举本”“修本”比“立言”更为重要。孔子之所以“欲无言”,道理正在于此。“修本废言,则天而行化。”王弼正是通过对《论语》中孔子“予欲无言”的诠释,表达了举本统末的观点。

     

        通过对《论语》中孔子所谓“吾道一以贯之”的诠释,王弼进一步对“举本统末”的观念和方法作了深刻的哲理说明。“贯,犹统也。夫事有归,理有会。故得其归,事虽殷大,可以一名举,总其会,理虽博,可以至约穷也。忠者,情之尽也;恕者,反情以同物者也。未有反诸其身而不得物之情,未有能全其恕而不尽理之极也。能尽理极,则无物不统。极不可二,故谓之一也。”(《论语释疑·里仁》)这里,王弼发挥了孔子“道”可“一以贯之”的说法,强调事虽大,总有归,可以一名举;理虽博,总有会,可以至约穷。他认为,无论事有多大、理有多博,只要能“尽”理之“极”,就可以将万事万物“统”于其下。这个“无物不统”的事理之“极”,王弼将其称为“一”。经过这样一番诠释,《论语》中孔子说的“吾道一以贯之”被抽象化地理解为作为事理之“极”的“一”对万事万物的统摄,因而具有了形而上学的重要内涵。孔子所谓的“吾道一以贯之”也无疑成了王弼玄学思想的最好注脚。

     

        其次,在诠释《论语》的过程中,王弼还具体运用了“举本统末”的观念和方法,这主要表现为以“无”释“道”,确立了“无中生有”的本体论,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了“自然”为礼乐孝悌(名教)之本的重要思想。

     

        王弼常说的“举本统末”“崇本举末”中的所谓“举本”“崇本”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来说,就是要追寻那个“无物不统,无理不尽”的“极”。这个能统万物,能尽万理的“极”,其实也就是他所讲的“无”。“无”就是王弼玄学的主要本体论范畴。基于“无”本体,王弼对《论语》中“志于道”的所谓“道”进行了本体化的理解。他注释说:“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是道不可体,故但志慕而已。”(《论语释疑·述而》)这里,王弼以“无”释“道”,给《论语》中孔子说的“道”赋予了无不通、无不由的特质,因而具有了本体论的意义。以“无”释“道”,强调道无不称、无不通、无不由,无疑可以被视为是王弼“举本统末”的观念和方法在《论语》诠释中的表现和运用。

     

        王弼“举本统末”的观念和方法运用在《论语》诠释中,还表现在找寻到了“名教出于自然”的理论注脚,表达了以“自然”为礼乐孝悌之本的重要观点。“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对此,王弼注释道:“自然亲爱为孝,推爱及物为仁也。”(《论语释疑·学而》)“自然亲爱为孝”,无疑可看作是王弼“名教出于自然”思想在《论语》诠释中的具体体现。事实上,在王弼“举本统末”的玄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指引下来看道家“自然”之旨和儒家“名教”之说的关系,“名教出于自然”“自然亲爱为孝”不过是顺理成章的必然结论。

     

        从“举本统末”命题的提出以及其观念和方法的确立,再到以“无”释“道”、以“自然”为礼乐孝悌之本的具体主张,比较完整地展现了王弼玄学在《论语》诠释过程中“举本统末”的观念与方法的确立运用过程。可见,王弼“举本统末”的观念方法虽然看似玄远抽象,但如果将其重新拉回到调和儒道的时代关切下来理解,却也不难明其真正的意义所在。在“举本统末”方法论指引下来理解无与有、自然与名教、本与末等的相互关系,自然也就有了王弼“无中生有”“名教出于自然”“崇本举末”等基本的玄学思想主张。以“无中生有”说作为形而上学的依据,提出“名教出于自然”论,无疑是王弼玄学实现儒道“和解”的重要思想标识。

     

        总之,在魏晋玄学的调和儒道的“先见”下,王弼的玄学《论语》诠释中始终贯穿着一种“举本统末”的玄学本体论方法。可以说,王弼的玄学《论语》诠释主要就是其基于“举本统末”的玄学本体论思维和方法对《论语》作出的一种合乎时代要求的创造性理解。

     

        (作者:毕景媛,系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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