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彰稽古右文之盛”

    《四库全书》是清乾隆皇帝主持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正月初四，乾隆皇帝鉴于内府藏书尚不够齐全，于是指示内阁，要求各省督抚、学政注意搜访典籍，先行编制目录呈报朝廷，待确定有价值之书目后，再行开单知取，汇送京师，藏于内廷，“以彰稽古右文之盛”。此谕旨下达后，应者寥寥。十月十七日，乾隆再下谕旨，批评各省督抚、学政办事不力，未能体会自己“念典勤求之至意”，要求他们加紧搜访，并将已开展的工作如实上奏。在乾隆的严词过问下，情况有所改观，但总的来说，搜访典籍数量有限。

    十一月二十五日，安徽学政朱筠上奏乾隆，提出几点建议：旧刻抄本、金石之刻、图谱之学等重要典籍亟须搜集；组织人力抄录内府所藏《永乐大典》中世所罕见之书；仿《七略》之例，每一种书撰写叙录，校其得失，撮其大旨。乾隆要求大学士刘统勋等人就此讨论。刘统勋等人肯定了从《永乐大典》中辑书的意见，并建议增派人员专司此事；至于叙录之事，因为数量庞大，建议参考《崇文总目》等例，仅编订简明目录。乾隆基本同意刘统勋等人的意见，不过，他提出每一种书虽然不用撰写叙录，但应撰文概括书中要旨，总叙大意。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乾隆正式将未来所编之书定名为“四库全书”。自此，耗时十余年、投入数千人的《四库全书》纂修工程逐渐展开。

    乾隆皇帝决意编纂一部亘古未有、网罗四部的《四库全书》之后，广泛征集书籍成为刻不容缓之事。他谕令内阁，要求再次传谕各省督抚，以半年为限，迅速购访遗书，如再有因循搪塞，“惟该督抚是问”。见这回是动真格的，各省督抚不敢怠慢，立刻开展搜访工作。一场大规模的征书活动在各地展开。

    江浙之地素称人文渊薮，藏书家众多。乾隆谕令当地官员，要求他们着力寻访，并明确点名昆山徐氏传是楼、嘉兴项氏天籁阁、杭州赵氏小山堂、宁波范氏天一阁等须重点搜访。扬州马裕家父辈业盐致富，贾而好儒，藏书之富为时人称誉。乾隆谕令两淮盐政（驻扬州）李质颖专责从马氏家搜访书籍。李质颖依据马氏藏书账本，从总量1385种书中，前后选书776种，分三批进呈；由于担心遗漏，李质颖又秘访他人，确定马氏没有另外私藏方才罢休。

    为嘉奖献书多之人，乾隆谕令凡进书一百种以上者赏赐《佩文韵府》一部，五百种以上者赏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一百种以上者可以选择其中精醇之本，由他亲自评咏，题识简端，同时献书者的名字可附载于各书提要之末，注明书籍来源。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明碧云馆活字本《鹖冠子解》，其书衣钤有“乾隆三十八年四月两淮盐政李质颖送到马裕家藏鹖冠子壹部计书一本”朱文长方印，扉页还有清高宗弘历的题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于此书下注明“两淮马裕家藏本”。

    据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至乾隆四十三年八月，征书活动方才全部结束，各省进呈书籍达12237种。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四库全书》第一部告成，五十二年第七部誊录完毕，此时距三十八年开馆修书已有十四年之久。

    《四库全书》成书距今仅有230余年，其间经历诸多动荡与兵燹，七部《四库全书》仅存其半，而当初作为底本的《永乐大典》绝大部分灰飞烟灭，如此结局不禁让人唏嘘感叹，愈发意识到乾隆纂修《四库全书》的价值所在。

    （作者系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