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增人感”又“增人思”

    陕西卫视新近推出的五集纪录片《西安事变》令人耳目一新。该片通过大量真实的历史史料，生动反映出西安事变的完整过程、前因后果及历史意义，是一部全景式深度展现西安事变的作品。

    鲁迅曾说过：“学说所以增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作为带有较强艺术性的纪录片，《西安事变》便能引人多感，更能引人多思，富有感召力和启发性。它不仅能够通过大量的历史图像、采访镜头触发人的视觉感受，而且能够刺激和触动观众心灵深处，令人感动、感慨，甚或在悲剧场景出现时还会相当感伤。《西安事变》共有五集，分别是《危局》《兵谏》《博弈》《抉择》和《转折》，每一集都有一些令人感动、感慨的情节。譬如张寒晖创作的《松花江上》传遍大江南北，不仅感动了东北军将士，也感动了张学良，进而感动了观众；为了避免兄弟阋于墙而能团结一致、外御其侮，张学良多次面见蒋介石泣血苦谏；周恩来殚精竭虑、多方斡旋，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付出了巨大心血……为了强化纪录片的真实性和动人力量，编导们也精心选择了各种感人的形式，不仅要有感人的故事及细节，而且还通过配乐、配音将感人的元素加以整合和升级，其中有感人细节的提示，甚至情之所至，解说者也直接表达了述史的怅叹和诗意的感言。

    笔者多年前曾为长篇报告小说《丙子“双十二”》执笔写下评论文章，两者比较，影视传媒显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这就是影视更能够充分强化视听效果，将特效声音和历史图像紧密结合起来，由此能够给观众带来复合形态的且繁复多样的感受。纪录片《西安事变》便拥有了超越文字稿本的视听效果，具有了感人至深的力量。可以看出，它受到传统史传文化影响，能够启发观者的史观和史识。从“双十二事变”前后，到“二二事变”前后，围绕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发动的“兵谏”，牵动了历史的根根神经。该片对西安事变的总体把握与公认的“大历史观”是契合的，那些业已为人们熟知的观点得到了更为详实的证明。同时，西安事变呈现出了极为复杂的历史形态，而要想立体化、全方位地凸显出其本来面目，必须要有直面历史真实的勇气和不畏艰巨劳烦的耐心。通过《西安事变》主创团队的努力，最终以回到当年历史场域和语境的方式，为观众带来了一部沉甸甸且多有启示的纪录片。通过丰富的镜头给观众呈现了跌宕起伏的真实历史事件、鲜为人知的珍贵影像资料，也给观众留下了许多思考的问题和空间。

    《西安事变》还格外注重历史细节，客观呈现出了“人地关系”中的事变。从当时中国与世界的关联、东北与西北的“遇合”、南京与西安的对立、西安与延安的呼应、华清池与南院门的紧张，以及止园、骊山、张学良公馆、杨虎城墓地等，处处都有故事，人人都有忧思，可以激发人们思考很多关于人类、家国、政治、人性方面的问题。仅就以“西安”命名的这一事变而言，也可借此观照中国现实并凝眸于民族未来，其间启示甚多——这种现实感或当代性显示了该片的创新和超越。其实，“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也客观上呈现出“安内”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以特殊形式和多方斡旋的合力基本实现了“安内”，即基本实现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愿景。这也许正是神奇的“西安”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幸运和“福安”吧。固然“西安事变”仅仅是悠悠“西安历史”的一个短暂篇章，但其符号本身也已经具有了言说不尽的历史意味。事实上，“西安事变”已然成为具有巨大张力的历史存在和文化现象，尽管迄今仍有诸多悬疑，却仍能够给人们带来不少的启示。

    《西安事变》展示的“三位一体”所形成的合力具有启示性意义。该片第一集重点讲述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在西北从相互对峙到“三位一体”结盟的故事，由此揭示了合力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由此出发，才有“兵谏”的发生并形成国共两党再度携手的合力。细心的观众从《西安事变》中还会发现中共党内的合力、影视文化与学术文化的合力、枪杆子与笔杆子的合力等。比如，从《西安事变》中不仅可以看到战火纷飞、枪炮齐鸣、刀光剑影，而且也能看到翰墨书写、笔迹斑斑、电报频频，令人强烈地意识到枪杆子与笔杆子的同等重要和二者结合的无限威力。毛泽东的伏案疾书，张学良那幅用毛笔书写的离陕手令，宋美龄特定情境下书写的家书等，都给我留下深切的印象。当然，就《西安事变》本身的创作过程而言，也必然是多方合力的结果。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