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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人猿相揖，人类走进文明的门槛，就有了自己的历史。对历史的重视，几乎是文明社会的一个常识。人们之所以要重视历史，是因为历史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和文化符号。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曾经说道，世界各国、各民族之所以各不相同，一个最鲜明的原因，是他们都有自己各不相同的历史（吕思勉：《历史研究法》，《历史的盛宴》第135页，新世界出版社2016年版）。列宁曾强调，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当然，牢记历史，不是要重复历史、复制历史，也不是枯燥地背诵历史，更不是泥古不化，而是要遵循历史规律，运用历史智慧，走好今天的路，圆好明天的梦。
历史之所以有用，历史学之所以能成为一门“有用之学”，来自于深蕴其中的智慧。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其中便蕴含了无穷无尽的历史智慧。它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关于国家与民族、关于生存与发展、关于制度与道路、关于文化与思想、关于生态与环境、关于人口与资源、关于中国与世界等重大问题的正确认识和启发性思考。它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走向世界、走向未来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
一、历史是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文化基石
历史学的功用之问，由来已久。它既是人们对于自己整个发展历程的关注，是一种自我总结性反思；又是人们对历史过程中所积累知识的关心，是一种有关知识价值的批判性考量。历史学功用之问既具有历史性，又具有时代性，可谓常讲常新。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因为历史发展具有前后相因的过程性，因而人们总是在历史绵延发展中源源不断地获取经验，并世世代代地传承下来。人们通过历史经验的总结，又形成了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不同层面的智慧，并将其运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中提炼出的许多具有深刻内涵的名言警句，使人们口耳相传，温故而知新。譬如，关于老百姓与国家、君王关系方面：“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关于治理国家要亲贤能贱不肖方面：“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诸葛亮：《前出师表》）关于国家的存亡兴败规律方面：李商隐《咏史》诗曰：“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难怪近代思想家章太炎说，历史是一国家、一民族的根基：“今日社会有所谓优胜劣败，懂历史者为优，不懂历史者为劣”（章太炎：《历史的价值》，《历史的盛宴》第19页）。历史经验是中华智慧的重要表征，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它渗透在世世代代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各个方面，是中国人在社会生活中进行观察、思考和判断的重要依据。
“观今宜鉴古”，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历史的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充满着无限复杂的矛盾，在矛盾的解决中往往需要人们“交学费”，甚至是付出沉重代价，这就是历史教训。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历史的重要性一再表现为人们在前人所受到的教训中，不断校正自己前进的方向，由前人的教训变成后来者的成功经验。在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古人都强调借鉴历史教训，警醒“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战国策·赵策一》）；“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旧唐书·魏征传》）。人们如果不善于将历史教训转化吸收，那就免不了像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所感叹的：“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就是为了“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以资于治道（《资治通鉴·进书表》）。既要科学总结历史经验，又要正确吸取历史教训，这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文化共识，也是中华文化中具有活力的文化因子。
深入了解自己民族、国家的历史，并借助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能够举一反三，不断获得有益启示。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熟悉历史，并不在于将历史背得滚瓜烂熟，而是要在历史反思中得出历史启示。所谓历史启示，就是通过掌握历史知识，获得解决问题的灵感、思路，在困惑中得到启发，有所领悟。当然，获得历史启示离不开学习和研究历史。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黑格尔曾惊叹中国文化发展不辍，历史从未中断，史籍汗牛充栋，中国人处事沉着机智，是因为受到了历史智慧的熏陶和启示。通过读史、知史能使我们变得视野开阔，思想深邃，辩证机敏，厚重沉稳，尤其是能够做到举一反三：“见微知著”，“述往知来”，“阅古察今”，“知人论世”。
二、历史学的功用来自其自身特有的文化魅力
历史不是“死的”。历史记录、历史资料、历史遗迹不是一堆陈迹古董，而是有思想元素的文化标识。它是“活的”，活在历史发展的具体环境之中。人、家庭、民族、国家和社会，是历史的中心和主体。历史的功用是内在具有的，是连同历史与文化与生俱来的，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来自于它自身所特有的文化魅力和知识系统。
历史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在中国历史长期发展中，形成了影响世界文化格局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共同建设了以理想信念、道德情操、风尚礼俗、文化形态等为主要内容的精神家园。中华民族自古就有自己的社会理想和人类理想，追求“大道之行”与“大同世界”。与此相生相伴，中国人很早就形成了敬畏自然、天人合一的宇宙观，重利轻义、重理节欲的道德观，尊老爱幼、家庭和睦的伦理观，中庸平和、外圆内方的处世观；很早就形成了节俭、勤劳、友善、互助的社会风俗和彬彬有礼、以礼相待、礼尚往来的礼仪规范。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具有很强的文化辐射力和影响力，早在唐代就形成了东亚文化圈和东方文化共同体。在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的笔下，中华文明的成熟与发达、中国礼俗的完备与精致，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
历史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在中国历史长期发展中，形成了引领和规范中国社会发展的文化认同感、自豪感和使命感。中国历史经历了反反复复、痛人心扉的内忧外患，但这些都没有动摇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国家统一，都没能阻挡民族、国家向前向强发展的动力和趋势。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自古就培育了中国人的文化自豪感。“生做中国人，死化中国魂。”中国、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的共同体验和集体自豪。这种自豪感经过世代交替，不断得到强化，并被流传承继下来。近代学者辜鸿铭以极大的文化自豪感比较了中西文化优劣，指出，“近代欧洲的进步重点放在产业和机械工业的发达，而古代中国则侧重于人的进步，人的灵魂的、理智的进步”（辜鸿铭：《中国古典的精髓》，《历史的盛宴》第12页）。对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强烈认同，升华为对民族文化的自豪和热爱，极大地激发和增强了历史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它既表现在精神层面，又体现在实践层面。
历史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在中国历史长期发展中，形成了博大精深的历史知识系统和专门的学问，即历史学，成为人们认识历史和社会的知识基础。中国古代很长时间内，文、史、哲相混为一，相生相长。文以史为基，史以文表达；哲以史为根，史以哲升华。此外，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近代学科，也都是借助历史知识在长期的发展中得以形成的。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所阐述的，“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在博大精深的历史知识系统中，有历史感、历史理论、历史思维和历史方法诸要素相互为用，融为一体。历史感是一切社会科学关于人和社会的研究，都“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选集》第二卷，第51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置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从中获得感悟；历史理论是关于历史发展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过程与阶段、现象与本质、发展规律与发展方向等揭示所形成的话语体系，是一切社会科学研究理论建构的知识基础；历史思维是以历史要素之间的联系为分析研究的牢固基础，依据前因后果而“刨根问底”，它渗透在一切社会科学的问题意识及其问题追问之中；历史方法是以事实为依据，进行历史过程的顺向考察和逆向考察，这既是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一切社会科学研究的常用方法。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这样说过：“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所涵纳的人类全部知识、真理能够提供人们未来发展借鉴的精准指向。
三、当代史家的使命担当
历史研究的兴盛，历史知识的运用，历史智慧的发挥，从来都与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现实的需求息息相关。历史开辟了时代发展的道路，时代呼唤历史智慧的滋养。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史学工作者有幸生长在这样一个有追求、有梦想的时代，不能做一个“时代的缺席者”“时代的失语者”，更不能做“时代的旁观者”“时代的落伍者”，而要积极参与，不仅“贵通”，而且“善用”，担负起当代史家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为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最充分的历史知识和最深邃的历史智慧。
担负起当代史家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必须继承和发扬在中国历史上形成的良史精神。有历史记录，就有良史与秽史的差别。良史品格与精神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得到锤炼和提升，被赋予“不虚美，不隐恶”“鉴往知来”“实事求是”“中中正正”“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等深刻而丰富的内涵，成为中国历史学的宗则和史家优良传统。当代史学家范文澜十分推崇“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的求真精神。只有求真，才能把真实的历史知识传播给大众；才能辨真伪，明善恶，做到去伪存真，惩恶扬善；也才能探知历史的真谛，揭示历史的真理，丰富人们认识世界、推动实践的智慧。
担负起当代史家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必须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就连当代西方一些著名史学家如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等人在他们的论著中也不能不承认，要科学研究历史，还得到马克思的历史著作里寻求智慧。当然，马克思主义本身不是教条，而是人们行动的指南，是开放的、发展的理论。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必须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反对历史研究碎片化倾向，反对历史娱乐化、快餐化倾向等错误做法。历史研究越是走在正确的轨道上，就越能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能，并获得相应的社会美誉。
担负起当代史家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还要将纯学术的历史研究与历史普及工作结合起来。学术性的历史研究是历史学的重要内容，历史研究的严谨成果和创新成果是历史普及的重要基础。但是，一定不要轻视或忽视历史普及工作。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总结发扬老一辈史学家将学术研究与普及工作结合起来的好传统、好做法。只有做好历史普及工作，使人们熟悉中国历史、热爱中国历史，才能用正确的历史观认识“历史上的中国”、关注“发展的中国”和助力“崛起的中国”，确立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
（作者系江西师范大学中国社会转型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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