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笔下的胡姬

    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西域的胡商（商胡）、胡僧及胡姬争相涌入长安，从事贸易、宗教、文化等活动，其中胡姬给人留下的印象尤为鲜明生动。当时生活在长安的李白就在诗中多次写到胡姬，表达不加掩饰的好感：

    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少年行三首》其二）

    银鞍白鼻騧，绿地障泥锦。细雨春风花落时，挥鞭且就胡姬饮。（《白鼻騧》）

    何处可为别，长安青绮门。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二首》其一）

    胡姬，也称“酒家胡”，指酒家当垆侍酒的西域女子。长安商业繁荣，酒肆林立，生意兴旺，韦应物《酒肆行》诗说“豪家沽酒长安陌，一旦起楼高百尺。碧疏玲珑含春风，银题彩帜邀上客”。为吸引顾客，展示异域风情，酒家多用年轻貌美的胡姬卖酒并侍酒，向达先生说“西市及长安城东至曲江一带，俱有胡姬侍酒之酒肆”，“是当时贾胡，固有以卖酒为生者也。侍酒者既多胡姬，就饮者亦多文人，每多形之吟咏，留连叹赏”（《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在浪漫的时代氛围中，盛唐文化的青春热血在胡姬频添勤劝的李白酒中更加沸腾了。“何处可为别，长安青绮门”，是说送别朋友的饯行之宴通常会选在青绮门一带的胡姬酒家。有胡姬劝酒，频招素手，不仅增加了离别的感伤和浪漫，也增添了离别者对友人、对长安的依恋之情。青绮门，亦称“青门”，长安城东门，亦即通化门，东出者经此门可至灞桥，这里胡姬酒家集中，是饯别的理想之地。李白诗中还有“邀入青绮门，当歌共衔杯”（《相逢行二首》其一）的描写。

    李白的好友岑参亦喜欢在青绮门设宴送别。“夜眠旅舍雨，晓辞春城鸦。送君系马青门口，胡姬垆头劝君酒”（《送宇文南金放后归太原寓居因呈太原郝主簿》），“花扑征衣看似绣，云随去马色疑骢。胡姬酒垆日未午，丝绳玉缸酒如乳”（《青门歌送东台张判官》），在春雨淅沥、春花盛开之时，胡姬当垆沽酒，热情劝饮，系着丝绳的玉缸里的美酒色泽诱人，宛若乳汁。不约而同，诗人们的饯别之地多选在胡姬酒家所在的青绮门。直至中唐，白居易仍然说“何处难忘酒，青门送别多”（《劝酒十四首》其六），可见，青绮门一直是长安传统的饯别之地。

    胡姬不仅侍酒，同时伴以歌舞表演，大大激发了饮酒者的兴致。向达先生说：“当时长安，此辈以歌舞侍酒为生之胡姬酒肆亦复不少。”李白写道：

    琴奏龙门之绿桐，玉壶美酒清若空。催弦拂柱与君饮，看朱成碧颜始红。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前有一樽酒行二首》其二）

    书秃千兔毫，诗裁两牛腰。笔踪起龙虎，舞袖拂云霄。双歌二胡姬，更奏远清朝。举酒挑朔雪，从君不相饶。（《醉后赠王历阳》）

    前一首诗说，奏响用龙门绿桐制作的琴，玉壶与清澈透明的美酒恰成一色；胡姬一边急速弹奏，一边殷勤劝饮，饮者醉眼蒙眬，已不辨朱碧之色；当垆卖酒的胡姬满面春风，轻抖罗衣，翩翩起舞。在这样浓烈的氛围中，岂有不醉之理？后一首诗赞美王历阳擅长书法、吟诗成卷，又有胡姬奏乐伴唱，乘着浓浓的酒兴，诗人与王历阳醉赏雪景，流连忘返。“远清朝”，瞿蜕园先生认为是“当时歌舞之地，距其县府尚远，亦流连忘返之意”（《李白集校注》二）。胡姬侍酒，载歌载舞，使饮酒变成一种雅致又充满浪漫情调的文化行为。

    李白本来就集盛唐人俊爽朗健的精神、傲岸不屈的品格、恢宏豪宕的气度、脱尘超凡的情怀以及“任侠”的英雄气质于一身。盛唐文人渴望建功立业、有所作为的强烈愿望，放情山水、笑傲风月的俊爽生活，歌颂理想、赞美人生的奋发精神，低回孤独、幽渺婉曲的感伤情怀，仗剑远游、饮酒求仙的超凡追求，以及那种以天下为己任、“舍我其谁”的恢宏气度，在美酒的催发下愈发表现得充分和完美。李白喜欢“胡气”浓郁的人和地方，毫不掩饰对胡姬的喜欢。胡人本豪情，胡酒更醇烈。李白自言“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是何人》）。漫游山水，一生诗酒，是李白最大的心愿。《旧唐书·文苑传·李白》：“天宝初，客游会稽，与道士吴筠隐于剡中。既而玄宗诏筠赴京师，筠荐之于朝，遣使召之，与筠俱待诏翰林。白既嗜酒，日与饮徒醉于酒肆。玄宗度曲，欲造乐府新词，亟召白，白已卧于酒肆矣。”李白醉卧长安的酒肆，很可能就是胡姬所开，有胡姬侍酒。

    “胡姬”一词始见于《左传·哀公六年》“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赖”，杨伯峻先生注曰：“胡姬，胡国之女，姬姓，景公妾。”胡姬作为诗中形象则始见于东汉辛延年《羽林郎》：“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诗从服装、佩饰等方面着笔，描绘了一位艳绝的西域少女形象。此后，晋代刘琨《胡姬年十五》“如何十五少，含笑酒垆前。花将面自许，人共影相怜”，陈代徐陵《乌栖曲二首》其一“卓女红妆期此夜，胡姬沽酒谁论价”，张正见《艳歌行》“满酌胡姬酒，多烧荀令香”，都写到了胡姬，都和酒有关，这些诗是唐代胡姬诗的滥觞。

    胡姬侍酒虽然早在汉晋，繁盛却在唐代。对于唐人而言，胡姬不只是异域文化的典型符号，而且就生活在自己的周围，是可观可赏、可以近距离接触的现实存在。对此，唐人多有描写：“胡姬春酒店，弦管夜锵锵”（贺朝《赠酒店胡姬》），“落日胡姬楼上饮，风吹箫管满楼闻”（章孝标《少年行》），“画楼吹笛妓，金碗酒家胡”（王维《过崔驸马山池》），“最爱轻欺杏园客，也曾辜负酒家胡”（元稹《赠崔元儒》），“金钗醉就胡姬画，玉管闲留洛客吹”（温庭筠《赠袁司录》），诗中写到“弦管”“箫管”“笛”“玉管”，表明聚集在胡姬酒家放情饮酒、欣赏乐器演奏是当时流行的风气。

    李白笔下的这些胡姬，是带着本民族的歌舞艺术及对东方大国的向往，通过丝绸之路来到长安的，她们活泼开朗，多才多艺，堪称外来的民间文化使者，是当时频繁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她们见证了大唐的繁盛，是大唐文化天空中的一抹亮丽色彩。

    （作者系内蒙古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