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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7年02月06日 星期一

    健康扶贫的喜与忧

    ——青海囊谦见闻

    作者:本报记者 陈海波 《光明日报》( 2017年02月06日 04版)

        实施健康扶贫工程,保障贫困人口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努力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这是2015年12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的内容。

     

        距该决定的发布已经一年多了,健康扶贫开展得如何?不久前,记者随武警总医院医疗队赴青海省囊谦县进行医疗帮扶。从这次囊谦之行中,记者看到了健康扶贫的喜与忧。

     

    健康保障越来越“给力”

     

        如果不是遇到那些“北京来的医生”,10岁的藏族女孩措毛不会知道,那个常使自己咳嗽、甚至晕倒的“恶魔”,叫作先天性心脏室间隔缺损。而这个病,可能永远把她困在3800米的高原上。

     

        措毛是囊谦县的一名孤儿,与奶奶相依为命。当武警总医院十余人组成的医疗队踏上这片高原时,措毛的奶奶提出,希望医疗队能帮助孙女“驱赶身上的恶魔”。直到此时,这个困扰孩子多年的“恶魔”才终于在听诊器里现出“原形”。但要“驱赶”它,得做手术。医疗队队员孟荣英告诉老人,过几天会接措毛去北京免费做手术。听到这一切,老人连连表示,这些“北京来的医生”就是“天上的菩萨”。

     

        治病救人,对于措毛和奶奶来说,是健康扶贫带给他们最大的“惊喜”。而政府对贫困地区越来越“给力”的健康保障也让医疗队感到惊喜。

     

        “在囊谦,肝包虫病患病率比较高,做手术一般需要花费上万元,但当地有各类医疗救助政策做保障,只需花一两千元,而且还可以先看病,后付费。”医疗队队员王明新告诉记者。

     

        扩大救助范围和减少医药费用是很多地方健康扶贫的“主攻点”,而且力度确实不小。2016年政府对新农合人均补助标准新增加的40元中,有10元专门用于贫困人口。一些地区在此基础上还实施了更“兜底”的保障,比如湖北省红安县建立大病补充保险,个人年度就医费用达到5000元后的医疗费用可全部报销,上不封顶。

     

        “点赞!”在多个贫困地区做过义诊的王明新,用这两个字来表达他对健康扶贫政策的肯定。

     

    最缺的是人才

     

        医疗队从北京坐飞机到西宁,再转机到玉树,然后坐三个小时的汽车才能到囊谦。这一天的路程,很多囊谦群众也走过。当地心脏病等疾病高发,他们许多时候不得不远赴西宁或北京等地求医。

     

        但事实上,当地有一所条件不错的医院,确切地说,是硬件条件不错。两年前,囊谦县人民医院建设新院区,对口扶贫地区不仅援建了现代化的诊疗大楼,还捐助了很多先进的医疗设备,如进口的双排CT、电子腹腔镜、脑外手术设备等。但医疗队发现,有些设备成了摆设。

     

        医疗队在县医院遇到一位身患胆囊多发性结石多年的藏族姑娘,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来县医院了。“她的胆囊炎症扩散很厉害,手术难度非常大,我们一直不敢给她做手术。”该院院长俄才仁颇感无奈,尽管医院有腹腔镜设备,但医生不会用。

     

        王明新等医疗队员的到来,让俄才仁有了希望。这希望,不仅在于治病救人,更在于传道授业。在医院仅有的两间手术室里,王明新和另外一名医疗队队员手把手地给当地医生指导示范胸锁乳突肌松解术和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在微创技术上给了我们很大帮助,比如胆中管、血管的处理,使我们受益匪浅。”俄才仁说。

     

        而在医疗队看来,要改变的还远不止于此——当地医生以年轻人居多,医疗骨干少,对很多新药以及新的检查、治疗方法都缺乏了解,人才发展缺少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和培训机制。于是,他们看病之余给当地医生讲起了课,讲解医药前沿知识、人才培养规划和办院理念。但是,一次健康扶贫显然还只是杯水车薪。

     

        他们的遭遇并非个例。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坦言,在贫困地区,医疗服务的软件、硬件都缺,但是最难办、最难解决的是软件,是人才的问题。健康扶贫需要培养能够留得住、稳得下来、能够扎根的乡土人才。目前,国家卫生计生委等多部门正组织全国856家三级医院采取“组团”方式,派遣医院院长和三五名技术骨干对所有贫困县的县医院进行蹲点帮扶。

     

    健康教育易忽视

     

        在囊谦的那一个星期,王明新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人的观念和思想是最重要的”。对于医生而言是如此,对于当地的群众而言,更是如此。

     

        “高原高寒地区容易发生骨关节病。我们巡诊中看到很多手指变形的骨关节病人,他们平时几乎不懂得任何防范,医生也很少采取处理措施。”王明新认为,健康扶贫要改变的不仅是医生的医疗水平,还有公众的健康素养。

     

        他们还发现,当地肝炎、肝包虫等疾病的高发病率,与群众的卫生习惯较差、缺乏疾病预防意识等问题有很大关系。“很后悔这次没有带健康教育资料和科普手册。”孟荣英充满遗憾。

     

        与资金和政策聚集的“治病”环节相比,“治未病”的健康教育环节是健康扶贫过程中极容易被忽视的环节。王培安曾指出,健康扶贫有四个目标:第一,要让贫困地区的人口看得起病;第二,要让他们看得好病;第三,要让他们看得上病;第四,让他们少生病。目前看来,前三个目标或许可以很快实现,第四个目标还需要走很长的路。

     

        “下次去囊谦,我们一定会多带一些健康教育资料,还要多留一些时间,给当地群众也讲讲课。”孟荣英告诉记者,他们计划在今年七八月份再去囊谦,不仅要帮助当地培养医疗人才并开展新的诊治项目,留下一支“不走的医疗队”,而且要让当地群众建立起“治未病”的意识和能力。

     

        (本报记者 陈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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