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的文化基底与多样的节日习俗

    【编书者说】 

    春节，又叫过年，是中华民族在一年中最隆重、最盛大的传统节日。它的隆重与盛大既表现在节日文化价值的核心内涵上，又表现在丰富多样具体的节日民俗中。关于春节的核心内涵，总括起来可以用辞旧迎新、敬神拜祖、阖家团圆、其乐融融四个词语表述。打个比方来说，如果把春节比作中国传统的重彩工笔画，那么作为画作基底的白描线稿就如同春节的基本文化逻辑，而被渲染在画作之上的斑斓五彩就仿佛遍布于全国诸地的各类节俗。

    先来说“白描线稿”。倘若一定要将春节按时序划分阶段的话，第一阶段可称之为“忙年”。“忙年”始于何时，在全国各地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冬至”“腊八”“腊月二十三”或多或少地都被人们当作春节的起点。只要对春节稍作研究就会发现，确定“何为春节的起点”是件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与起点不同，民众对“忙年”何时结束则存有相当的共识，一般认为它止于除夕。“忙年”，顾名思义就是忙着过年，简单来说就是节前准备，包括购置节日的各类物品，制作节日食品，扫尘除秽，祭拜各路神灵等等。待各种事宜准备停当就进入春节的后两个阶段。至于这两个阶段，我不打算进行明确的时间划分，仅对其主要特征给予说明，即春节的节俗活动大致遵循这样一种在时间上的安排。第二阶段从除夕开始，其中家庭是该阶段最主要的节日空间，各项节俗活动基本上都围绕各家各户，或在家族至亲之间展开，尤以“团年饭”和“守岁”为重。较之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的活动空间更大，民众也纷纷从自己所属的家庭中走出，从而进入更广阔的社区生活当中。这一阶段的突出特点是社交和游艺娱乐活动的剧增，活动的主体也不局限于自己的家人和亲属。尽管将春节划分为三个阶段的做法略显武断，但它基本表明了整个节日的文化逻辑，即春节总是从个别家庭（血缘）的团聚走向社区（地缘）的狂欢与共庆。

    “白描线稿”讲得多了难免枯燥乏味，这就需要“斑斓五彩”来彰显年味儿。谈起全国各地的春节习俗，用“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来形容再贴切不过。它的“不同”不仅存在于我们常识中的，诸如东北、西北这样的地理概念，甚至就单独的某一个省而言，它内部的节俗差异也十分显著。至于差异产生的原因，简单概括起来有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要归咎于迥异的自然生态环境，以及在其之上形成的生计方式，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节日食品。地处岭南稻作农业区的广东省，其节日特色食品有年糕、粿、糍粑、裹蒸等，制作它们的食材基本上都是大米和糯米。而与之相对的是山东、山西等北方省份，面食在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品类之胜，令人叹为观止，较具代表性的有面叶、饽饽、年煎饼、枣馍、油糕、卷卷、油角等，而且当地的民众还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风格的各种面塑。此外，生计方式对春节习俗的模塑作用也不容小觑。在浙江杭嘉湖一带，种桑养蚕已有上千年历史，至今仍流传着春节期间祭祀蚕神和戴蚕花的习俗。

    差异化的春节民俗，还与各地文化传统和在其历史上所发生的人口迁徙有关。众所周知，宗族在中国历史上曾经非常兴盛，尤其在广东、福建、江西等省份，与之相对应的节日习俗也有很多，盛行于广东、福建等地的“开灯”“请灯酒”就是一例。凡家族中生了男孩儿的家庭，都要在次年的元宵节前到祖祠中挂一盏花灯，现在很多生了女孩儿的家庭也会挂灯，花灯象征着子孙满堂、福泽绵长。正月初一登高望远是辽宁凌源前牛营子蒙古族群众最具特色的春节习俗，他们的先人曾是明初蒙古大汗派来漠南守望南疆哨口的镇戍军。早期日常的军事瞭望训练逐渐演变为定居后的春节登高习俗，每年正月初一上午，百姓在拜过年之后都要登上骆驼鞍山的最高峰瞭望远方，祈福前程。人口大规模的流动、迁徙，也是造成春节习俗丰富多彩的重要原因之一。客家人的先民进入广东的时间稍晚，彼时较为富庶的地区已为他人占据，他们被迫选择定居在交通闭塞的内陆山区，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方式为主。因此，客家人的春节习俗中既有强烈的农耕色彩，比如“舞春牛”“鞭春”，又有承袭自中原及荆楚地区的节俗文化传统，从“照虚耗”“送穷”等习俗中就能窥见一斑。

    若想穷尽丰富多彩的春节习俗，单靠只言片语远远不够，文中所列举的各地春节习俗也仅是冰山一角。光明日报出版社的《中国节日志·春节》中，图文并茂有多种呈现。但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是再缤纷的“斑斓五彩”，也不会脱离“白描线稿”而凭空绚烂，春节的魅力正在于两者的有机统一，相得益彰。

    （作者系《中国节日志》编辑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