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古人类研究的里程碑

    今年1月，2016年度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公布，贵州贵安新区牛坡洞新石器时代古人类洞穴遗址名列其中。这一重大发现，让贵州早期洞穴遗址第一具完整的古人类骨骼展现在世人面前。

    一直以来，贵州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尤其是洞穴考古发现和研究相对薄弱。2008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中，贵州省平坝县文物部门对区域内洞穴进行逐一排查，发现了包括牛坡洞遗址在内的十几个洞穴遗址。201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傅宪国研究员率领的华南一队来到贵州开展考古工作，与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坝县文管所合作开展洞穴遗址考古调查和发掘。牛坡洞遗址即在此次调查中被傅宪国研究员选中，2012年10月联合考古队组建并正式开始发掘牛坡洞遗址。

    “能不能有什么重大发现，当时心里也没底。”作为遗址发掘的现场负责人，社科院考古所助理研究员付永旭坚守这个考古工地已经6个年头了。

    贵安新区马场镇（原属平坝县），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区，散布在锥形山岭中间的是片片稻田。牛坡并不起眼，没人想到这里隐藏着惊世发现。“牛坡洞面朝一片水面，在万余年的时间里，没有大的环境变动，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付永旭介绍，与黄河、长江中下游不同，贵州地区的古人类主要生活在洞穴中，而在石器时代，贵州气候比现在更温暖湿润，古人类生产生活条件非常优越，天造地设的溶洞让古人类没有建房和防洪的生存压力，因此过着比同时期其他地区古人类更舒适的生活。“不过，压力小，生活好，也让贵州地区的古人类没有像良渚、红山等古人类那样创造出较高的生产力水平，因此留下的遗迹遗物种类和数量也相对较少，这也为解开贵州古人类生活之谜增添了更大难度。”

    “相对于青铜时代及以后的考古，史前考古，特别是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可观赏性要差一些，而南方洞穴考古相对于黄河长江流域的古人类遗址就显得更加枯燥。”付永旭说，正是由于这种枯燥，研究华南地区的史前考古就显得更加迫切。“贵州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发现的并不多，研究的并不深入，存在的基础性问题也比较多，因此要构建完整的贵州文化谱系、还原当时古人类的生产生活状况，在牛坡洞遗址发现以前非常困难。”而这次发现的完整人骨，让我们向了解贵州古人类的生活靠近了一大步。通过对地层中植物、动物遗存以及人骨的初步研究，可以尝试勾勒出这么一幅万年前贵州地区古人类的生活图景。

    2015年深冬的一天午后，付永旭和他的发掘团队，在牛坡洞挖下了深深一镐。说来也巧，他们今天挖掘的探方，因为受扰动，此前一直没受到重视，虽然早就开始清理，但只是作为挖掘的通道和台阶使用。“从2012年年初到2015年年底，我们在这个探方上走了近4年，但从来没有深挖过。”这一镐下去，一块圆形的骨骼露出地表，“是颅骨！”付永旭的声音有些颤抖，毕竟那是他10年的职业生涯中最激动的时刻。此前，他也曾作为助手发掘出土过古人类骨骼，但作为现场负责人发现这么重要的墓葬，这还是第一次。

    他们一边小心翼翼挖掘，一边把这一重要消息及时汇报给华南一队傅宪国研究员和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必素所长。电话另一头，傅宪国甚至比付永旭还要兴奋，一是因为“在他记忆里，贵州洞穴遗址中似乎还没有发现保存状况这么好的墓葬”，二是“多年洞穴考古发掘中积累的经验显示，这一区域应该有墓葬存在，这一发现也证实了他的预判”。随即指示付永旭一定要做好墓葬清理和保护工作，曾经主持过无数重大发现的他为年轻考古工作者的成长而自豪。正在出差的周必素得到消息后改变行程，立即赶到发掘现场。组织贵安新区、马场镇等相关部门同仁现场商谈遗址保护工作。她意识到，这一发掘必将成为贵州古人类研究的里程碑。

    牛坡洞遗址的发掘和研究，首次在黔中地区建立了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年代序列。遗址中发现的完整墓葬，填补了贵州地区史前洞穴遗址中不见墓葬的空白，为研究该地区史前人类体质提供了重要线索，细石器的发现为讨论贵州史前人类的生存模式提供新的研究方向。遗址中出土的陶器，特别是复原出的完整陶器，为认识贵州乃至华南地区文化面貌和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信息。

    专家认为，牛坡洞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对于认识贵州地区史前文化特征和内涵，构建该地区史前文化，特别是洞穴遗址考古学文化的基本框架和序列，确立贵州在中国史前文化中的地位，探讨整个黔中地区的洞穴遗址、贵州史前史、云贵高原地区的旧新石器时代过渡、史前人类行为模式、人类体质、古代环境及其变迁和人与环境间的互动关系，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报记者 吕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