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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6年12月02日 星期五

    “中华祖神”:远古文明的实证

    作者:杜卫东 《光明日报》( 2016年12月02日 13版)
    “中华祖神”陶人
    玉猪龙 藏于敖汉旗博物馆
    赤峰红山
    玉猪龙 藏于敖汉旗博物馆

        2012年5月在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沟遗址出土的陶人“中华祖神”,是目前所知的形体最大、形象最逼真、表情最丰富的红山文化整身陶塑人像。它一路从远古走来昭告世人:中华文明在五千年前已经成型。陶人所具有的社会功能,标志着当时的社会管理规范而有效;陶人所体现出来的制作水平,又折射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准。

     

    发现“中华祖神”

     

        历史的真相总会显现,就像潮水褪去礁石一定会裸露。

     

        这一天——2012年5月23日,中华民族共有的先祖,注定要穿越幽深的时空隧道,来和现实拥抱了。

     

        它是一尊陶人。五千多年的云卷云舒、花开花谢;五千多年的世事变迁、风云际会,它一直潜身在厚厚的历史尘埃之中,注视着中华文明怎样从远古走来,一路筚路蓝缕、栉风沐雨;一路卧薪尝胆、披荆斩棘。就在它充满期盼地想显身于世时,它所隐身的那片土地,承包人为了多打些粮食,深耕细作的犁头将它化解成了碎片。

     

        距离这尊陶人生成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近两百万个日日夜夜。时光像西西弗斯推动的那块滚石,周而复始、亘古不变。那一天,春天尚未走远,夏的脚步还有些蹒跚,但毕竟绿色已经萌发,叫不上名的野花开始在草丛中绽放。蓝天白云下,牛羊发出一阵阵鸣叫,在催促着夏天的脚步。从远古驶来的历史车轮,却已碾压过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而进入到信息时代。结绳记事被电脑取代;石斧、青铜剑被航天母舰替换。或许,这尊陶人太企盼目睹人世间沧海桑田的巨变了,于是不惜以身碎为代价。它知道即便化作碎片,也要比永远不见天日幸运。岁月,可以淹没太多的往事。

     

        敖汉旗博物馆的考古人员王泽,就在那天——5月23日一次例行的考古勘察中,发现了一块陶片。他弯腰拾起,内心即被深深触碰,像一只翱翔在天空的鸟突然被一处迷人的风景所吸引。按说,对于整天和文物打交道的考古人,一块在地表拾到的陶片,犹如一束麦穗之于农民,一个零件之于工匠,本来已经不会在心里掀起太大的波澜。但是,他端详着手里这块陶片,心里却有一种冲动,他断定这不是普通陶罐上的残片。当他在周边的泥土里又找到两片带有嘴和鼻子的陶片时,血脉贲张,心跳骤然加快。他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奇特的感觉,仿佛自己摩挲的不是几块陶片,而是历史神秘的纹理、祖先沧桑的肌肤,他预感到将有震惊中外考古界的奇迹发生。

     

        回到博物馆,王泽小心翼翼地将几块残片拼对,陶片呈现出来的神情简直让他灵魂出窍。它的眼睛似乎仍在转动,它的声音呼之欲出,它好像有灵魂附体,目光如剑出鞘,穿越了堆积如山的日子,流露的分明是不甘、孤傲和一缕难以言说的诡异。王泽赶忙请来馆长、著名考古学家田彦国。老田同样惊诧不已,他以丰富的职业阅历当即做出判断,这应该是一尊典型的陶塑神像,很可能是红山文化考古学的重大发现。陶片的断裂处印痕新鲜,证明是不久前才破碎的,于是又叫上一个同伴,三个人立即驱车130公里,回到发现陶片的兴隆沟村。这之后历经两个月,费尽周折又找出了一百多块陶片,并从中筛选出了60多块估计与陶人有关的残片进行拼接、粘对。

     

        尽管发现第一块陶片时,考古学家的灵魂就为之震撼,但是面对一尊用65块残片粘接、拼对而成的陶人,他们更是目瞪口呆!这哪里是一尊陶人,分明就是一位从远古走来的王者或者巫者——神秘高贵,气宇轩昂。

     

        德国美学家莱辛在评论古希腊雕塑“拉奥孔”时,曾详细阐述过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的关系,认为造型艺术应当挑选整个“动作”里最耐人寻味和想象的“片刻”。制作这尊陶人的工匠早于莱辛五千多年,两人更是分属于完全不同的文化断代,但是他选择的“片刻”的确耐人寻味:陶人双手交叉,盘腿而坐。神态肃穆、安详,略带一些诡异。它的上身略微前倾,目光专注,嘴巴圆张,显然是在发号施令或者传道作法。与它对视,你似乎可以感觉到远古的气场扑面而来,像是氤氲在时间之河上的水气、弥漫于历史隧道中的雾霭,诡异、神奇,还略带一股欲说还休的张扬。

     

        分布于内蒙古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与中原仰韶文化同期,年代约为公元前4000年至前3000年。这尊陶人是目前所知第一尊、也是最大一尊能够完整复原的红山文化整身陶人,在中国同时期的史前考古材料中极为罕见。专家论证,它距今在5300年前,所代表的正是活生生的先祖形象,很有可能与祖先崇拜有关,或者就是五千多年前中华民族的共有祖先。

     

        因此,这尊陶人被学界尊为“中华祖神”。

     

    陶人的身份之谜

     

        此刻,我们正肃立在敖汉旗博物馆敬放“中华祖神”的展柜前。

     

        见到“中华祖神”的那一瞬,我也被震撼到了,仿佛被来自远古的石镞飞镖击中。历史,并不一定是教科书上呆板的文字,它也可以成为一尊雕塑,鲜活地站立在你的面前,与你对视,和你交流,尽管中间已经横亘着五千多年的烽火云烟。

     

        田彦国馆长是“中华祖神”出土的重要推动者和见证人。他告诉我们,专家确定这尊陶人的身份是红山文化晚期的巫者或王者,有充分的依据:发现陶人的兴隆沟村是红山文化的核心区域,类似于现在的“行政中心”。进一步的考古发掘还表明,有为陶人专门建造的房间,彰显其身份的尊贵;陶人戴冠并有帽正,这也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红山文化时期,神权与王权其实是合二为一的。巫与神进行沟通,而巫一般是由王来出任。

     

        且让我们请出至尊的巫者,还原一次当时盛大的祭祀庆典。

     

        远古时的祭祀活动像我们今天祭祖一样,有着严格的程序和庄严的仪式。王或巫据此代天而言,传导神的意愿。那时候,社会管理的职能主要通过祭祀活动运作和体现。天地生成万物,祖先繁衍子孙,祭祀的内容既有对天地、亡灵的祈祷,也包含图腾崇拜和生殖崇拜。

     

        一块突起而平缓的台地,依山傍河。天苍苍、野茫茫,辽阔的草原上暮霭四合,夜色初降。星星开始闪烁,月亮在云朵后潜行。一团团的云在天幕上翻滚,变幻出不同形状:时而如巨龙腾飞,时而像海浪奔涌。在先民的眼中,那是神的踪迹,令人仰视。

     

        巫者居中而坐,神色庄严而诡异。祭台上摆着美玉雕成的祭祀礼品。玉是通灵的神器,巫要借助玉与神沟通。他的双眼凝视着前方,目光穿过迷离的夜色,有些怪异,有些冷峻。此刻,他已经变身为神,履行着与神沟通的职责,必须有着神的尊严与威仪。尽管他和匍匐在他面前的先民们一样,上身赤裸,但他的长发不是披散在肩头,时而遮住面颊,而是戴着用兽皮做成的帽子,长发盘折,用一条美丽的皮带捆扎得一丝不苟,形成横向的发髻。特别显示他尊贵身份的是帽冠正中,那一块用美玉制成的长方形“帽正”。中国古代形成过一套完整的衣冠制度,或许由此可见端倪。

     

        祭祀活动开始,鼓乐齐鸣。这之前两三千年,红山先民们已经断骨为笛,今人用出土于八千年前的骨笛尝试各种不同的演奏指法,竟可以吹奏出精确的七音节古韵新调,令人疑为天籁。在隆重的祭祀活动中,想来乐器是必不可少的。那乐声应该低回悱恻,类似笙箫,兼有号角之声,在黑压压的人群上空弥漫。乐声渐强,一只只火把依次点燃。先民们高举过头,随着乐曲跳起神秘的舞蹈,那是先民对祖先和神灵表达心中的敬畏。火把在夜色中有节奏的晃动,形成了各种神奇的图案,那是对神的呼唤。火把在祭祀中的神奇作用影响至今,现在一些庆典活动中的火炬传递便有远古时祭祀的影子。

     

        夜一挥手,为长天大地罩上了深黑色披风,一只只燃烧的火把成了披风上的豪华饰物。

     

        巫者开始作法。他先把美玉雕成的祭祀礼器高举过头,口中念念有词,以打开与神交流的通道。然后深深吸进一口气——那是五千多年前的空气,纯净、躁动,夹杂着一股醉人的青草气息,缓缓地由胸腔内发出一声长鸣,低沉而持久,诡异并饱满。在先民的眼中,巫即他们的王,也是他们的神。此刻,巫圆张着嘴,发出的低嚎或许只是单音节的吟诵,或许是某种简单的谶语,但传递的都是神的信息,无不摄人心魄。于是,虎狼远遁、倦鸟归林。男人们长揖而跪,女人们则一脸虔诚伏地不起。襁褓中的孩子也停止了啼哭,睁大好奇的眼睛,凝视着夜空中飘过的一团团云絮。

     

        巫者进入心造的幻境:云遮雾绕、紫气升腾。他开始与神沟通,一阵晚风吹过,打着尖利的呼哨,巫者把它视作神的回应。他看到了云层背后飘然而至的神,端坐在莲花之上,身后衬着七彩虹霓。神一说话,便如瑞风吹拂;神一挥手,便有甘露普降。巫觉得已经变成了手擎火种的智者,正引领着族人度向神点化的仙境……

     

        祭祀完毕,巫飘然而去。先民们望一眼巫的背影,目光中充满敬畏。远古的祭祀活动,催生了中国最早的礼乐制度,也由此形成了孔孟儒家文化的最初源头。

     

    文明的太阳升起

     

        时光如电光火石。倏忽之间,我们从远古回到现实。

     

        “中华祖神”的出土所以令考古人惊喜,不仅在于它对研究先民的祭祀活动和社会生活意义重大,更是由于它的出土为中华五千年文明提供了一个实证。

     

        我们说中华有五千年文明史,即便从夏以降也只有四千余年。所谓五千年,是将伏羲时代起始年定为公元前2952年,以此推算,中华文明大约有五千年历史。不过,伏羲是神话传说,并非正式的国家概念,它是可以被构建的。没有实证,就很难被世人认同。曾有很大影响的疑古派就认为,古史传说中所指的时代越久远,后人做伪的成分就越多。因此,汉代以前的史书无不可疑,“东周以前无史”。后来出土了商、夏和新石器时代的诸多考古成果,此说才被否定,但争论并未止息。

     

        何为文明?学界认同的标准有四要素:铜器、城市、文字和原始国家。其实,距今约一万年前,中华文明便开始了它的起源历程。到了伏羲时代,也就是距今约五千年前,文明的四大要素已经在中华大地上不止一个地方显现,所以学界有“一体多源”和“满天星斗”说。仅以敖汉而论,西台遗址发掘出土了铸造青铜器的完整陶范,距今5300年,满足了要有冶炼场所的条件;草帽山祭祀遗址发现了刻画在陶器上的“米”字、“十”字符号,很可能是中国最早的象形文字,距今5500年;城市的雏形可追溯到八千年前的兴隆洼文化遗址,四周有环壕围拢的100余间房址,布局有方,排列有序,总面积近七万平方米。在遗址中心区并排有两间140平方米的大房子,被学界称为是“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遥想当年,擦肩摩踵、呼儿唤女,这里该是多么喧嚣热闹的一座城市啊!原始国家的形成则可以从距今5500年的牛河梁遗址找到证据。该遗址由大型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址组成。泥塑残片表明,女神庙里的泥制女神雕像,小的与真人等同,大的是真人的两到三倍。庙内还有壁画、泥塑的龙和陶制的祭器。专家认为,如此庞大复杂的祭祀中心,绝非一个部落的力量所能建造和拥有,只能是更大的一个政治共同体崇拜共同祖先的宗教圣地。在工具缺乏、技术落后的远古,能动用浩大人力,营造如此繁杂的陵墓,墓主人生前应该具有“号令天下”的身份。

     

        如果把中华文明比作一轮喷薄欲出的红日,那时历史的天空云雾初开,霞光四射。随着敖汉人口增加,农耕文明发展,社会的礼仪和规范日渐完善,生产力水平进一步提升,用学界泰斗苏秉琦先生的话说,“文明的太阳”已经在敖汉冉冉升起。

     

        那是一个早晨,也许是一个黄昏。是什么时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一间制陶作坊里,一件杰作接近完成——一尊高度写实的雕塑神像。工匠年近不惑,隆起的剑眉下是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常年与泥巴打交道,他的双手骨节突出,双臂略一弯曲,肱二头肌便像两座小山包一样隆起。街市上人来人往,店铺、客栈和各种手工作坊星罗棋布。但在多个同样的制陶作坊中,他的技艺最为娴熟,因为他的模特竟然是不久前主持祭祀的巫者。此刻,巫已还原为王,正庄严地端坐在铺着兽皮的木台上。王的姿势是工匠确定的,王也乐意接受,因为他们都认为,截取的这个“片刻”最为传神、最有威仪。

     

        工匠在完成最后一道工序——为陶人镶嵌眼睛。透过稀疏的树叶,阳光在地面上铺了一层碎金。微风一吹,碎金晃动,变幻出不同的形状。本来,工匠可以用两颗美玉做眼球,但是为了更加逼真地还原巫者的神韵,他用了两粒陶制的球。眼睛镶好后,陶人立即被赋予了灵性,如同一尾放归江河的鱼,扑棱棱游向生命的深处。王对工匠的技艺十分信任,他知道,这尊神像烧制后将有等同于他的身份与威望。王并不衰老,但是在缺医少药的远古,为了氏族部落平稳运行,及早预备一个“备胎”并非多虑。他仙逝后,后世王侍神时,这尊陶人将被敬作神,平日则会置身于为它专门建造的房间里,以先知先觉的化身听取人们商议大事。在先民的观念里,死者始终与生者同在,王生前为王,死后就成为了神。工匠制作的这尊陶人,鼻孔、嘴、肚脐、耳朵都是通透的,为的是便于逝者的灵魂出入。

     

        应该是一个秋天。萧萧远树疏林外,一半秋山带夕阳。匠人选择这样的日子为王制作神像,是因为这是烧制陶人的最佳季节,既没有盛夏的酷热,又没有冬日的寒冷,有利于陶人干燥,而干燥的过程直接关系到烧制效果。王起身整一整帽冠,走到泥塑前眯起眼睛端详了一阵儿,面露愉悦。他走出作坊,门外,挺拔的胡杨树上拴着一匹深褐色的蒙古马,筋骨适度、健硕精悍。王一翻身跃上马背,挽住缰绳双腿一夹,蒙古马昂起头一声嘶鸣,绝尘而去。工匠则对着王远去的背影长揖而拜,他是因为王认同自己的劳动心怀感激。嗟乎,个体之于历史似乎渺小,但渺小的个体却常常在历史的竹简上刻下深深的标识。显赫者被史书记载,卑微者为岁月尘封。工匠洗去手上的残泥时,绝对没有想到,五千多年后,他制作的这尊陶人将成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收获,被炎黄子孙作为共同的先祖祭拜。

     

        同时期的陶人非此一尊。不过,只有它幸运地一路从远古走来昭告世人:中华文明在五千年前已经成型。陶人所具有的社会功能,标志着当时的社会管理规范而有效;陶人所体现出来的制作水平,又折射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准。敖汉旗博物馆的考古人员为了体味先人制作陶人的情景,曾经费劲巴拉复制了一尊,但其神韵却远远不及出土的陶人,说明我们先人的艺术感受力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田馆长告诉我们,连最为挑剔的西方学界也认同了这一点。这之前,他们曾经认为红山文化没有进入成熟的文明社会,理由就是还缺少艺术。没有艺术,谈何文明?“中华祖神”无疑是价无可估的艺术瑰宝,它的出土令西方学界一片哗然,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确是名副其实了。

     

    解析人类生存密码

     

        我有一个疑问:“中华祖神”为什么会在敖汉出土呢?

     

        田馆长笑而不语,他领我在博物馆参观。馆中陈列着敖汉出土的各种文物上千件,其中不乏国宝级文物。依次排开的展柜有如一条蜿蜒的长龙,跟在他身后,我仿佛走进了一条时空隧道。老田在一排展柜前停下,说你且仔细看看这些出土的玉器——

     

        我知道,华夏文明因玉而始。远古时期,“巫以玉事神”;进入封建社会,“君子以德比玉”。作为重要文化载体的玉,见证了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发展全程,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等传统理念,比附于玉物理化性能的各个特点,又使玉蕴含了深刻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人文理念。因此,季羡林先生认为,如果用一种物质代表中华文化,那便是玉。我素来敬玉,却不知道玉是红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敖汉出土的各种精美玉器大都在八千年以前,敖汉原是中国玉文化的重要发源地。

     

        此刻,这些出土的玉器就无声地躺在旗博物馆镶着玻璃的展柜里。

     

        远古和现实,只隔着一道五毫米的玻璃。你把脸贴近展柜,玻璃会映出你的双眸。你敛声屏气,先民用简单工具打磨玉器的情景会一一浮现在眼前:他们长发披肩、腰系兽皮,或蹲或坐,神情专注地执于一念。冬雪秋风、春花夏雨,锲而不舍。一件件玉器制成了,其精美的程度简直让你疑为是天人之作。

     

        五毫米——五千年,历史真是诡异。细想,长与短、动与静、真与伪、美与丑、大与小、冷与热,以至战争与和平、摧毁与构建,但凡事物的两极,其实常常存于一念。一念,刹那之间,二十念才为一瞬,时间的长度实在微不足道。但是无数个付之于行的一念,成就了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合上,是一座厚重的大山;展开,是一幅感人的长卷。

     

        展柜中有三条出土于五千多年前的玉猪龙,猪首龙身、雕刻精美。由此我想到龙。

     

        龙是一种图腾。最初的龙应该是一个模糊概念,出于对自然界风雨雷电的恐惧与敬畏,远古的先民认为这一切应该是由一个神秘的庞然大物所主宰的。龙,隆的谐音。先民由自然界的隆隆雷声引发联想,便以“隆”称谓这个庞然大物,后来有了文字,即以龙名之。但龙是什么样子,没有人知道。远古的图腾会对应于自然界客观存在的动植物,古谚曰:猪乃龙象。猪与原始农业相伴相生,龙则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和象征。玉猪龙出土,说明早在远古两者就有了某种渊源。而且,它的形态与商代甲骨文的龙字完全吻合,证实了玉猪龙是中华龙的本源,敖汉也是龙崇拜的最早发端地。

     

        田馆长告诉我,兴隆洼文化遗址发掘的人猪合葬墓距今八千年,反映了敖汉先民对猪的图腾崇拜。同属于兴隆洼文化遗址范畴的兴隆沟遗址,还发现了由野猪的头骨和用石块与陶片摆放出来的S形躯体,距今也有八千年历史,被专家认为是最早龙的雏形。龙的起源与崇龙习俗的形成,在敖汉旗境内有相互衔接的考古实证资料。

     

        言及于此,老田双眸发亮,笑道:刚才你问我为什么“中华祖神”会出土于敖汉?现在我可以回答你了,敖汉是蒙古语,翻译成汉语就是老大,它有各个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址四千多处,既是中国玉文化的发源地,又是龙文化最初的摇篮。而且在八千多年前,敖汉先民就已经开始了粟的培育与种植,开启了农耕文明的序幕。前推一万年,人类的繁衍生息没有断层、没有缺环,在同时期的文化遗址中极为罕见。“中华祖神”出土在这样厚重的土地上,不是顺理成章吗?

     

        要离开了,老田恭恭敬敬走到“中华祖神”面前,双手合十,深情祭拜。我心头一动,也依他的样子,默然肃立——

     

        红丝绒底座,长方形玻璃罩,高55厘米、红陶烧制而成的“中华祖神”就端坐其中。它已经这样端坐了5300多年,一次次日出日落,一年年季节交替,历史湮没了多少鲜活的故事,岁月填平了多少记忆的鸿沟?旌旗变幻,在时光的叹息中,一顶顶皇冠落地;壮士悲歌,在先人的奋斗中,社会一步步前行。因为有了文明之光的烛照与引领,中华民族得以破茧成蝶、浴火重生。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历史见证,它又以残破黏合之身,让今天细细抚摸身上的每一寸肌肤,去解析人类繁衍生存的密码。

     

        面向神秘的“中华祖神”,我深鞠一躬,在心中默默祈祷:愿天佑中华,生生不息,万世永续!

     

        (作者系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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