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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6年10月28日 星期五

    嵚崎磊落一书生

    作者:陈书良 《光明日报》( 2016年10月28日 09版)

        1978年,我以一个搬运工人身份考取武汉大学,与今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一起成为吴林伯先生最早的研究生。吴先生给我们上小课,总是在他家的客厅。讲课讲到入神处,先生往往闭目而谈,如入禅境。有次课后,师母留我吃饭,先生说起自己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从小笃志好学,1939年考入国立师范学院(在湖南蓝田)国文系学习,直至毕业,师从著名学者马宗霍、锺泰、骆鸿凯等。我告诉他,我的先外祖父刘永湘先生当年亦在蓝田国师国文系任教,马宗霍、骆鸿凯等先生与我家还是通家之好。他听了十分惊喜,口里喃喃自语:“因缘,因缘!”

        有次饭后,我向吴先生诉说考研之不易。在长沙,我是以“反动军官”之子、搬运工人的身份,顶着压力参考的。湖南一些老先生如周秉钧、马积高、何泽翰先生再三勉励我:四人帮粉碎了,上面政策开明了,就要勇敢地站出来响应,考就一定要考好!吴先生听了,沉思良久,说:“天下事一样,党中央虽然决心拨乱反正,各地都还有人阴着对抗,当年他们凭‘白卷’统治了学校,现在他们不愿意将学校交还给真正的学术。那么,我们就更要好好教,认真学,以实际行动与中央呼应。”类似这样的话,吴先生说过很多。这样的交流,这样的在极左坚冰融化之时师生之交流,我以为同样是一种“因缘”。

        有些浅人,总凭道听途说,将吴先生说成食古不化、不问政治的迂朽之人。其实吴先生虽然不事钻营、不懂官场,但他也有学术报国的一腔热血,是一位爱国的正直的纯粹的学者。

        20世纪70年代后期,武汉大学刚刚结束文革动乱,百废待兴;这时,吴先生鲜明地提倡“朴学”。这也招致了一些人的非议和诘难,甚至还有人因此嗤笑我和易中天。

        “朴学”一词当然出自《汉书·儒林传》,诸儒注释,明明白白。而吴先生提倡之朴学,我以为内涵有二,一是强调从经学入手。这一点吴先生恪守他的本师马一浮先生的教导。1957年春,马一浮先生至曲阜阙里朝孔,先生与同门高赞非请见,马一浮先生问曰:“相别三年,汝治何学?”先生回答说:“研精《论语》。”马一浮先生曰:“汝得读书之次矣。”二是重在训诂,实事求是。先生认为“朴”之言实,实则不浮。如《文心雕龙义疏》是先生一生心血之最重要的结晶,其独创的义疏体例,就体现了朴学之风。他说自己撰述《文心雕龙义疏》是“属词比事,能研诸虑,观澜以索源,援古以正今,树骨于典训,选言于宏富,术极数殚,终焉守故,而理物日新,必超前辙。”试读《义疏》确实是以训诂为本,援古索源,下足了朴学功夫。

        记得1980年,我快毕业,选报的毕业论文是《文心雕龙释名》,亦即是对《文心雕龙》中有关理论术语的探究。在这之前,我遵照先生的治学途径,对《文心雕龙》的七八个校注本进行了三次仔细校注,写出《文心雕龙校注辩正》,此文被上海《中华文史论丛》分三次刊登。吴先生很高兴,认为这是对我从训诂考证入手的治学途径的首肯。后来《文心雕龙释名》延迁至2004年由日本首版,2007年国内出版,先师已殁,我悲从中来,于是敦请同门方铭教授赐序,封面上亦标明吴门弟子,以示缅怀。

        吴先生尝自谦云唐以后的文学书籍,他只读杜甫和鲁迅,实际上他博极群书,兼治佛道经典。有些人借机说他不准学生读唐以后诗文,是误解了他恐怕学生分心、强调先秦魏晋的良苦用心。其实吴先生是很通达的。1980年年末,我在吉林《社会科学阵线》上发表了一篇对李商隐《无题》诗的笺释,起初我还担心先生会不高兴,孰料先生读完论文后,说:“你将义山诗‘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释为上句写女,下句写儿,都是悼亡常用,没有扯上那些莫名其妙的美学意象,这就对了。”他高兴地告诉其他老教授,还奖励我一套乾隆年间精印东柯草堂刻本《李义山集笺注》。

        吴先生生活俭朴,治学以勤,每日必健行数里,而后闭门读书,手不释卷。其《文心雕龙义疏》一百余万言,竟用毛笔小楷抄写,有七稿之多,积稿达两尺,此系我亲眼见之,当时心灵震撼。他曾在《马先生学行述词并赞》中说:“不惧我书与类土同损,烟烬俱灭;亦不冀君山复出,以为绝伦必传,好学修古,实事求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以为,这也是先生高尚学者生涯的写照。

        先生一生坎坷,以生许学,视权势为异途,弃名利如敝屣,本不应受世俗物累,但因正道直行,不识虚委,在“文革”中,以及“文革”后,常受到某些当途者的仇视,以致同事之中好学之士欲及门下拜,便招白眼,更有人必欲以打击先生之气节、贬低先生之成就为乐事。白眼横加之时,惟蕲春黄焯教授,国学名家,深爱接之。吴先生之此种遭遇,令人唏嘘。故此,我毕业离校之际,行囊在肩,两次拜别,又两次重新叩见,放不下心来。而先生对我说的还是平时常说的那句话:“非议再多,坚定不移;处境再窘,坚定不移;困难再大,坚定不移。”并且握着我的手说,“与书良共勉。你放心去吧!”

        1981年年底,我回长沙供职,十几年来,我只看望过先师一次。我听说,由于先生恪守“朴学”之道,被学术界的时尚之人视为之异类,但他绝不“侮食自矜,曲学阿世”,闭门著书成为他对人生的最后一点希望。

        1989年岁末,我接到先生从山东曲阜来谕,云:“吾门好学、能文章者惟贤,师母谢世,贤挽舜悽切,人到于今称之。愚以七月南归,决不复出,将息影湖山,以读书为务,伴奂优游,聊以终身。盼与我一联,就贤与愚共学,愚尝师事马一浮、熊十力诸大师问故命意属词,当即交荣宝斋精装,悬诸座右以自励也。”读信之余,我体味出先生所处之逆境,几次捧诵,泫然涕下。然而,由于冗务种种,我竟至今没有交出先生之命题。这也成为我的终生之憾。

        四十年来,师训一日不敢忘,师恩一日不敢忘。无论多么阔气的、名盖宇内的大师向我招手示意,我都谢辞行弟子礼,因为我的先生只有一人,那就是宜都吴林伯教授。

        (作者单位:湖南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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