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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80年来，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远征吸引了国外许许多多作家和记者，诞生了诸多优秀作品。其中，美国著名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后写下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无疑是扛鼎之作。
当年陪同索尔兹伯里一行重走长征路的外交部翻译、后出任我驻新西兰和比利时大使的张援远先生日前向记者讲述了其中的故事。
1.天下风云一报人
“无论从经验还是从才干来讲，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都是美国20世纪最优秀的记者之一。”
——美国作家戴维·哈尔伯斯坦
索尔兹伯里的履历堪称是从事国际新闻报道记者的超强履历。他19岁进入合众国际社，开始了记者生涯。他在二战中被派到英国和苏联采写战场报道，冷战时期又常驻苏联。他达到了一般记者难以企及的高度，获得过普利策新闻奖，著作等身，写出了蜚声世界文坛的《列宁格勒被围九百天》等29本书。
培根说，性格决定命运。
“索尔兹伯里的个性很强，不看人眼色，敢于向权威挑战。他出生在美国中部的明尼苏达州，自认有着典型的‘明州精神’——愤世嫉俗，多思善问，不随波逐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什么大城市、大权威、大财东、大衙门，通通反对’。”张援远笑着告诉记者，索尔兹伯里称自己是“好事之徒”“不受欢迎的人”。
早年在明尼苏达大学主修化学的索尔兹伯里，主编校报，因触犯校方，没能读完大学。很多年后，明尼苏达大学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他在答谢演讲中感谢母校当年的开除之恩：“世间因此少了一个平庸的化学家，而多了一名杰出的记者。”
索尔兹伯里惹过一个很大的“祸”：在当年越南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他不顾美国政府禁令，从柬埔寨偷偷进入越南。结果他看到很多美国飞机对越南狂轰滥炸，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但是美国政府对外宣称的是精确轰炸，即只针对道路、军需供应站轰炸，没有对平民造成损失。这说明美国政府在撒谎，索尔兹伯里如实发回了大量报道。这下捅了马蜂窝，他受到美国总统约翰逊和五角大楼的严厉指责，他们用最恶毒的语言来诋毁他的声誉。多年后，索尔兹伯里谈到这一段往事，仍然耿耿于怀：“美国政府公开骂我，可是暗中又拿我的报道作为他们同河内政府谈判的材料。”
2.一个很长的故事
“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
——埃德加·斯诺
“索尔兹伯里想写中国的长征由来已久。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对他的影响很大，《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让索尔兹伯里首次读到长征，激起了他的好奇与热情。1944年，索尔兹伯里在任驻苏记者时，还和斯诺在莫斯科见过面，说了许多关于中国的事情。”张援远告诉记者。
索尔兹伯里想写长征，因为长征本身太重要了，可以透过长征看中国。
索尔兹伯里说：“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军’，不是战役，也不是胜利。它是一曲人类求生存的凯歌，是为避开蒋介石的魔爪而进行的一次生死攸关、征途漫漫的撤退，是一场险象环生、危在旦夕的战斗。”
“我知道得越多，就越想搞清楚毛泽东及其共产主义运动的艰苦历程。我得从头入手，这就是长征。是长征，使这个运动得以诞生，形成了它的格局，凝聚了它的精神，并确立了以毛泽东为这个运动的领导。”
“长征是一篇史诗。这不仅是因为淳朴的战士及其指挥员们所体现出的英雄主义精神，还因为长征实际上成为中国革命的熔炉。它锻造了在毛泽东领导下打垮蒋介石、取得全中国整整一代人和他们兄弟般的革命情谊。”
他直言：“本世纪中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地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
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共有12章，其中1章讲述了红军长征，“首次向全世界揭示了这出悲壮的人间戏剧”。斯诺在写这一章时，红军三大主力尚未会师，他本人也未亲身参与过长征，总体来说对长征的报道比较零碎，以至于他在书中不无遗憾地这样写道：“这是一次可浓墨重彩、大书特书的远征，在此只能作一简略概述。”但是他相信，“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
索尔兹伯里后来对张援远说，就是从那时起，他决心做斯诺说的那个人。这也坚定了他重走长征路的决心，因为他坚信“只有亲身走过这段路程的人才能以现实主义的方式描绘出长征中的战斗和艰难困苦——特别是雪山和草地”。
索尔兹伯里给一些长期在北京的外国朋友写过许多信，如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路易·艾黎等，还打电报给毛泽东主席，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表示想访问中国。但终因当时美中关系不正常，他没有也不可能得到任何回音。进不了中国，他只好去韩国、蒙古、苏联、缅甸等国，在边境看中国。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索尔兹伯里终于得到中国方面的邀请，实现了访华夙愿。也就在这次会见时，他向周恩来总理正式提出，他想沿着红军长征的道路实地采访的要求。当时的场景，十多年后，他依然记忆犹新：周恩来露出蒙娜丽莎式的笑容，不置可否。
自那以后，索尔兹伯里曾多次访华。每次他都一再表示，希望能对长征沿途做一次采访。他同时也做着准备，广泛搜集中国、苏联、美国、日本等关于长征的史料。
一直等到了第11个年头，1983年8月17日，中国方面来电：“您对长征还感兴趣吗？”
索尔兹伯里很兴奋，高声欢叫，但是他的妻子夏洛特却忧心忡忡：“长征！我们恐怕坚持不下来，我俩谁也不行。”当时，索尔兹伯里75岁，还装着心脏起搏器，夏洛特69岁，要与他们同去的好友谢伟思73岁，也有严重的心脏病。
但是夏洛特知道丈夫的“明州脾气”，虽然极不情愿，还是咬了咬牙妥协了：“我从内心深处，知道他会去的；我也不会让他一个人去，我必须同去；没有任何选择余地。”
夏洛特在1984年2月29日飞往北京的航班上的日记中写道：“一想到要在中国待三个月，其中至少两个月要去非常原始的地区，就使我充满了忧郁。要是我们处在去罗马的途中就好了。”
3.索尔兹伯里的“长征”
“我想我们是发了神经病，不管我们是否会活着回来。”
——夏洛特·索尔兹伯里
1984年3月1日，索尔兹伯里夫妇和“中国通”谢伟思一行从美国飞抵北京。这个平均年龄73岁半的名副其实的老人团，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馆长秦兴汉将军、外交部翻译张援远的陪伴下，开启了他们的“长征”。
“这老头儿不得了，简直拼了老命！”张援远对记者赞叹道。张援远的父亲是一名老红军，“长征”对他来说并不陌生。但是当真正踏上长征路，他才明白什么叫知易“行”难。
索尔兹伯里选择的采访线路，主要是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路线，途中也涉足了第二、四方面军的部分地区。湘、鄂、川、黔、滇、甘、陕的路况本来就因地形特点而崎岖不平，再加上当时改革开放不久，不少路段年久失修，路上颠簸得很。索尔兹伯里拒绝了各地政府特意提供的舒适的小轿车，只坐宽敞的面包车。
“因为这样方便索尔兹伯里夫妇和谢伟思、秦兴汉、我以及地方领导边走边谈。每天车一开，他就开始问问题，每个人都可参加讨论，老头引导着大家的话题，他的笔记本上又是文字又是符号又是数字还有莫名其妙的涂鸦，我两边翻译，几乎没有休息。”张援远说，这是“老头儿”了解问题的一个方式。
为了全景式再现长征，索尔兹伯里一共采访了100多位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包括军事干部、普通战士、中途受伤未能完成长征的人等，重点见了红一方面军的人，也有红二和红四方面军的人。“每到省会城市，我们都会见专家、老红军战士，还有接待过红军的居民，所以这本书里有很多细节。”张援远回忆道。
当然，这种细节描写依靠的是索尔兹伯里“打破砂锅问到底”式的提问，以便证实和证伪。用他自己的话说：“对中国人提出了我能想到的所有难题，直到弄清事实为止。”他在采访中，往往一开头就提出一大堆问题来，有些很敏感、尖锐。接着又连珠炮式追问，直至弄清楚了为止。“假如有某个问题你感到无十分把握而回答得比较含糊，或者想跳过去回答别的问题，那是不可能的。他会马上把这个问题重新提出来。”张援远笑道。
同时，索尔兹伯里还在当地大量探索、考证了长征中的一些问题。在《长征》一书的附录里汇集了翔实的注释，有685条，约4万字。这是索尔兹伯里一个一个查证的记录。
每天晚上是索尔兹伯里的写作时间。“每一位知名记者都有自己的工作方式。1983年，我陪白修德去延安、重庆，他喜欢录音，每到一处，马上录下自己的第一感受。但是索尔兹伯里不一样，他每天晚上都用那台在苏德战场就用的老式的雷米塔牌打字机打字。”张援远说，“打字机的‘噼噼噼啪啪啪’声入夜后传得很远。”这台打字机后来被他儿子斯蒂芬·索尔兹伯里珍藏，因为他在很小的时候就看着他的父亲打字，那些熟悉的声音留在了他对父亲的回忆中。
张援远对记者特别提到，“每天这样下来，我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都已疲惫不堪。走到西昌时，索尔兹伯里的心脏病犯了。”夏洛特在日记中有着详细的记载：“5月10日，关于这次旅行我一直害怕的事情发生了。哈里森的心律不齐，并感到非常筋疲力尽。”她甚至有些声嘶力竭：“我们根本就不该进行这次旅行。”“我没想到这次旅行会是这样困难。我想哈里森更了解自己，可是我猜测他并没有意识到要去的地方实际上是什么样子——那里连一条公路都没有。”
好在立即乘飞机去成都抢救，得知无大碍后，索尔兹伯里一爬起来便又催促大家上路。悬崖峭壁，雪山草地，千山万水。就这样，索尔兹伯里一行行经七八个省份，1.2万公里，历时两个多月终于到达了陕北吴起镇，完成了他们的“长征”之旅。
记者看到了索尔兹伯里夫妇到达吴起镇的资料照片。照片上，索尔兹伯里头发和胡子都已花白，身体清瘦，精神矍铄。而夏洛特则露出了发自内心的笑容。
在离开北京的飞机上，夏洛特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的长征已经完成，我们坚持下来了。”
索尔兹伯里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1984年沿着长征足迹采访的这段时间里，每一时刻都是难忘的，深深地印刻在我的心里。可以说，在那段时间里，我每一分钟都感到满足。这种满足又仿佛不是我个人的。”
4.现在依旧让各国人民钦佩
“任何比拟都是不恰当的，长征是举世无双的，它所表现的英雄主义精神激励着有十亿人口的大国，使中国朝无人能及的方向前进。”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长征”归来，经过夜以继日的赶稿，1985年10月，赶在长征五十周年大庆，38万字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终于出版，立即轰动美国，引得世界瞩目，先后被译成十几种文字。
1987年5月，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访美时，美国前国防部长温伯格曾对他说，他对《长征》这本书非常感兴趣，“我从那本书里知道了杨将军的过去”。
已故“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曾对张援远说：“索尔兹伯里的这本书很重要。”
为什么这本书会获得如此关注？张援远认为：“索尔兹伯里是第一个完整全面地研究长征的外国人。这本书既写了公开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大自然（严冬和草地）以及人文（少数民族自治区风俗习惯的不同）挑战，又写出了以前很少涉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侧面，就是红军内部的问题。红军长征一个伟大的成就就是有策略地清理内部的错误路线，从而使共产党成为一支真正的团结队伍。当时国内还没有一本关于长征的书能到达这样的层次。”
当然，这本书也是合作的结果。写作期间，索尔兹伯里不断与张援远通信。“索尔兹伯里把书稿发给我们，我们翻译成中文，交给中方专家领导看，不对的地方给出建议，我们再把建议翻译成英文发给他。虽然我们有时也会有些冲突，但是成书的过程是双方合作的结果。我准备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把这100多封信写成一本书，看《长征》这本书是怎么‘炼’成的。”
张援远认为：“长征感动了世界。”
正如索尔兹伯里所说的：“那些从未阅读过红军长征壮丽史诗的人们，现在从某种意义上开始了解那些为了中国革命事业而不惜牺牲的男男女女的品质，他们开始知道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事迹。”
夏洛特则把她“长征”时写的日记结集出版为《长征日记——中国史诗》一书，她在结语中写道：“我从第一手材料了解到中国过去曾经是什么样子，了解到封建制度的不平等和令人绝望之处，了解到是怎么推翻封建制度而重新开始的。我了解到战士们以及我们见过的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住了那种种磨难的人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刚毅和坚忍不拔的精神。那些正派的、爱国的、献身于他们国家的男男女女，在年轻的时候就致力于改变国家的面貌；现在他们年老了，又在为保卫这些成果而工作，不让他们的国家再次失去控制。”
说到这儿，张援远翻开他携带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深情地读道：“现在，美国、欧洲和世界各地，人们对于这么多年以前由一支规模不大、不引人注目的中国男女组成的队伍所进行的一次军事行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如果中国读者对此不理解，我只能重复埃德加·斯诺就这场‘激动人心的远征’说过的话——它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远征，它过去是激动人心的，它现在依旧能引起各国人民的钦佩和激情；我想，它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意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被唤起，其威力是无穷的。”
张援远对记者说：“当今中国更需要从‘长征’中汲取力量。”
（本报记者 曹元龙 本报见习记者 卢重光 本报通讯员 张迪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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