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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6年09月22日 星期四

    如何拍出中国好电影

    ——导演众人谈

    作者:本报记者 李蕾 本报见习记者 张进进 《光明日报》( 2016年09月22日 05版)
    在第六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式上,《捉妖记》“主角”胡巴走红毯引观众喜爱。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中国电影衍生产业高峰论坛活动期间,参会者和自己喜爱的电影玩偶合影。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面对中国电影增速放缓的局面,舆论界纷纷质疑,也出现不少不全面、不客观的言论。近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发起举办“聚焦创作质量,赢得电影未来”系列座谈会,对此做出回应。在其中的导演座谈会上,电影局相关负责人与在京部分导演共聚一堂,围绕当下中国电影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新挑战和未来如何进一步提升国产电影的创作质量等议题各抒己见。

     

    建立健全合理的电影评价体系

     

        有人称“中国国产电影大萧条的时代已经到来”“中国电影发展的拐点已经到来”。面对这样的质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张宏森认为,所谓的增速放缓,前提是有“增速”,只是放缓了,我们的电影生产力仍然处在一个高度活跃的状态。电影产业的高速运行吸引了众多新兴业态、新鲜资本的进驻,站在不同立场和角度的人们会产生不同的观点,其中不乏浑水摸鱼的干扰声,这种复杂化、多样化甚至是负面化的舆论评价需要我们正确认识并加以引导改善。

     

        “我们的电影评价系统除了票房没有第二个标准,这其实让每一个导演都很困惑。”导演宁浩说。

     

        导演陈国星举了个例子:“比如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有些网络上的负面评论显然是在混淆视听,这种行为使很多观众无法筛选出正确的、有价值的信息。”

     

        对此,中国电影资料馆馆长孙向辉表示,现在网上的电影评论基本都被各个利益群体绑架了。观众看到网络上发表的五花八门的评论,会感到迷茫困惑。电影好不好看,谁的话更可信?为此,需要研究建立一套具有公信力、更科学的评论系统。比如,奥斯卡就致力于通过主流知识分子的舆论来引导大众的评论和审美,从而逐渐形成一个相对正面的导向。

     

        而对于中国电影如何建立起具有公信力的评奖制度的问题,导演徐峥说:“在某种程度上,大众对原有的评奖系统缺少信任感。有的时候,人们甚至不认为得到某个奖项,就真的获得了行业的尊重和认可。但实际上,一个权威的评价系统对电影业的发展非常重要。它代表一种主流价值和创作水准的标准,象征着大家都应当去追求的境界。如果没有了这种机制,大家就会在商业和艺术的周旋中感到纠结焦虑。”

     

    用创新精神加强文化自信

     

        “今年5月份以来,视频网站的观众人次增量是1000%,而电影行业是20%。这说明电影观众有可能正在被新的视频媒体、新的娱乐方式分流。同时,面对进口影片配额开放、以好莱坞为代表的外国电影进驻国内市场的竞争格局,我们有信心打造精品,进行正面的文化较量。像《勇士》《第四道封锁线》等主流电影作品质量有所提升,《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美人鱼》等‘中国式大片’勇于尝试、敢于探索,《我们诞生在中国》等形态各异的类型影片不断涌现,说明中国电影文化的多样性开始形成稳健、固定的发展形态。所以我们要坚持对质量和水平的追求,就必须有开拓创新的勇气,在创新的基础上弘扬文化自信。”张宏森说。

     

        导演程耳说,在拍摄《罗曼蒂克消亡史》的时候,我们聘用了一位得过四次奥斯卡最佳剪辑奖的剪辑师,但后来还是中方团队承担了剪辑工作。我们的剪辑技巧虽然不如他们,但我们对自己国家的认识和观众容易接受的情感表达方式更加了解。因此,我们和美国电影竞争,最该抓住的核心就是本土化,这就是一种文化自信。“韩国电影在与好莱坞电影的交锋过程中,不断学习、模仿,再结合自己的本土文化、历史和现实状况进行整合创新,最后产生一种独有的创作形态。最近热议的电影《釜山行》就很好地践行了这一点。”导演乌尔善说。

     

        宁浩说:“文化创作并不能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简单平移,即使是发展较为成熟的美国类型片,到中国也不能直接移植,不加改变。电影创作者应不断从传统文化和当下中国的现实生活中汲取能量,坚定自己的文化意识。”导演陈力对此也心有戚戚:“中国观众都热爱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只要讲好中国故事,就一定能够得到观众的认同。”

     

    人才是未来发展的关键

     

        导演陆川坦言,在《九层妖塔》的后期制作阶段,因为预算有限,整部影片的后期特效都由他带着17位年轻人完成。而就在今年,他在为影片《我们诞生在中国》寻找国内特效制作人员时,却惊讶地发现这17位年轻人一共成立了6家公司,手上均已合约满满。“我突然觉得在中国做导演是一件非常孤单的事情”,陆川说。导演路阳也认为,“现在好一点的年轻编剧手中基本都有三四个剧本。项目多、人才少,行业供需出现失衡现象,使很多导演缺乏‘安全感’”。

     

        《我们诞生在中国》的拍摄制作,也让陆川发现,一部1000万元成本的电影让拥有众多奥斯卡获奖者的创作团队无数次地修改剧本,重新剪辑,甘愿驻扎在中国的深山里,十几个月风吹日晒,每天吃泡面。“由此看出,他们都是在用心做电影。他们对待电影的严谨态度和协作精神,值得引起我们的反思和警醒。”程耳在拍摄《罗曼蒂克消亡史》的过程中也意识到,我们必须要组建一个更具信任感的核心创作团队,用大家的智慧共同打造精品。

     

        人才缺乏,尤其是电影后期技术人才的稀缺导致很多电影不得不寻找海外合作团队。对此,电影导演们纷纷表示,未来发展中,电影人才储备是关键,如何培养自己的创作力量,将决定着电影人能否拍出中国好电影。

     

        (本报记者 李蕾 本报见习记者 张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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