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情话

    【社会时空】

    那是今年年初，我收到一个寄自江西农村的快递邮包。我十分惊愕，因为江西没有我的亲友，打开包裹一看，是一块腌肘子。查看快递单，寄件人叫吴成丰。就在同一天，我去值班室取报纸的时候，值班人员又递给我一个包裹，说是一个湖南女孩送来的，上楼找我见我不在，便把包裹放在这儿了。我打开一看，是两条湖南产的鱼干。

    这两件意外的事儿，给我的生活增添了不少的快意。之所以如此，因为这是来自遥远南方的情意，赠物人都是年轻的打工族。给我送咸鱼干的女孩，是我们楼下餐馆的服务员，想必是她春节回乡探亲归来，给我带了家乡特产。平日，我常到这个小小餐馆独饮，随手带去的报纸和刊物，便顺手送给她。她是湖南岳阳地区的高中生，为谋生到北京来打工，生活之艰辛可想而知，我想，给她一些报刊能让她与文化相伴，聊以充实枯燥而单调的生活。城巿生活五光十色，每天充满各种诱惑，对于一个来自农村的清纯女孩，好的书刊还可以成为防腐剂，让她在奋斗中不至于迷失方向。我想，她送来的家乡特产，可能是对我的一种答谢吧。

    通过邮政快递送来猪肘子的打工者吴成丰在邮件附言中说，年底家里杀了一口肥猪，便邮来刚刚腌好的猪肘，让我尝尝鲜。我想，农村生活相当清苦，杀上一头猪过年，怕是他们一家人新春时节最大的享受了，我怎么能接受这沉甸甸的馈赠呢。但是东西已经邮来了，退回去，无疑会伤害他的心，不退回去，那猪肘子让我和妻子如何下咽？妻子想出了一个办法，按快递单上的地址给他家寄去200元钱，我俩忐忑不安的心，这才算安定了下来。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没过上几天，那200元钱又被寄了回来，吴成丰在汇款附言里写上了这样的话：“老师，你们关心过我的冷暖，给过我精神上的火光，我家虽然很穷，但不能花你们的钱。”我和妻子都愣住了。

    吴成丰是装修队里的一个油漆工，我和他的相识，缘起于去年冬天他为我粉刷书房。那是一个北风呼号的日子，室外温度已然降到了零下10度，妻子看见小吴只穿着一件单衫出入于楼内楼外搬运涂料，冻得直流清鼻涕，便把我的一件羊毛背心送给了他，让他立刻穿在身上。这个小吴当时挺惹我生气的，他说他不冷，死活不肯收下这件“雪中送炭”的暖身之物，直到我发了脾气，才把毛背心穿在了身上。也算是“不打不相识”，我觉得这个小青年的自尊心强得有点出格，内心深处似乎对社会有某种仇视。于是，我主动找他聊天，他对我倾吐的话，让我对打工族生活之艰辛，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原来，小吴为谋生，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曾受过工头的蒙骗，遭遇过社会的白眼，在广州打工期间，还被人打断过肋骨。最最让我想象不到的是，他还是个文学迷——他给我带来了他写的两本厚厚的杂记，其中有古诗摘抄，有对当今诗词的针砭，有对为富不仁者的嘲讽，有对童年生活的回忆……如用文学的标尺去丈量，这些胡涂乱抹的文字还远在文学的门槛之外，但从中可以看出他是个有个性有理想的青年。

    我与他聊写作，谈人生。有一天，我特意到民工们同住的屋子里去看望他，并给他带去一些稿纸和几本书籍。书籍中有我初涉文学时的感悟《文学的梦》，有刚出版不久的长篇小说《龟碑》。在《文学的梦》的扉页上，我特意把英国作家萨克雷在小说《名利场》中的经典之句送给了他：“生活好比一面镜子/你对它哭/它也对你哭/你对它笑/它也对你笑。”我说：“这几句人生格言曾给过我生活的勇气，现在我转赠给你。记得小吴读了这几句话后，立刻对我说：“这对我太重要了，谢谢你，从老师！”

    我的书房装修完毕时，已然接近年底。他回江西老家过年之后，便有了腌猪肘子“飞”到我家的事儿。我曾问过自己：那么多从农村进入城巿的打工者，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你行善行得过来吗？不要说我一个文人，就是政府的民政部门，怕是都难以解决他们的问题。然而我的信条是，只要让我碰上了，就不能视而不见，要尽可能地给他们一些温暖。

    我又想起十年前，家里进行过一次装修，九只来自湖北的“九头鸟”，一下子飞进了我的家。说起来可能会让人感到不解，我与他们有时同吃，有时晚上还挤在他们之中，与他们一块儿看电视直到更深。我这种十分随意的态度，反而让那些“九头鸟”有点不好意思了：

    “您老不怕我们脏？很多涂料味道是很难闻的！”

    “您老听湖北话是很费劲的，为什么还爱听？”

    “您老是不是在体验生活，准备拿我们做模特？”

    “我们走了许多城巿，还没有见到过您老这样的人呐！”

    当时正是夏末秋初，我让他们轮换着到我的住室里来洗澡，其中有人病了，妻子还尽她医生的天职，为他们打针，让他们服药。我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天，是在那年的国庆节，我和这九只“九头鸟”一起喝酒，状若长者与晚辈共欢，还与他们一起拍照，后来我把洗印好的照片，分别送到他们每个人手中。感情交流到此还不算结束，我通过媒体将他们的照片发表在这群湖北娃的老家——黄冈地区的报纸上，让他们的家乡父老都能看到他们的娃儿在北京的生活情况。后来，当这几只“九头鸟”飞到别的城巿打工，有的会给我来信，有的路过北京时会给我送来当地的土产，见面后我也一定会把他们留下来，在碰杯中享受与上层酒宴迥然不同的底层之乐。

    仔细推敲起来，这似乎是一种精神上的本能，不仅与我出生在农村有关，更与我后来经历过的二十年的底层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我经历过苦难，我知道苦难的沉重；我遭遇过社会的白眼，我知道白眼丰富的社会内涵。如果今天的我突然变成只会向上看天，而不会向下看地的“势利眼”，那就是精神的解体和灵魂的堕落！

    和这些底层百姓的交往，让我时刻铭记，哪怕是看似最不光鲜、微不足道的一群人，也有着他们的喜怒哀乐，有着他们细腻美好的情感，他们的内心充满着爱，也需要他人的关怀，他们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加可爱。但愿城市中的文化人都能“向下看”，更多地关注这些打工族的生存状态。

    （作者曾任作家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著有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北国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