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样写“反腐倡廉戏”《叩问》

    怎么想起写《叩问》这样一部“反腐倡廉戏”的呢？有一定偶然性。去年春暖花开的季节，一位宣传干部在闲谈时对我说：“您能不能写个反腐倡廉的戏？现在的形势很需要。”我认真考虑着，但没有吭声。她又说：“您就写当年刘青山和张子善的事件，行不行？”我停了一下才回答：“让我好好想一想。”我过去写过不止一部主旋律作品。多年来，主旋律作品受到严峻挑战。我毕竟是一个老剧作家，脑子里有一个观念是根深蒂固不能动摇的，即戏剧作品不能回避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当然，写矛盾也不能是标语口号式、说教式的，一定要从生活实际出发去写矛盾和斗争。也就是说，文艺作品的题材当然需要广泛多样，但是现实生活中的主要的矛盾斗争必须关注，要契合，要反映。这就是我们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当前，从严治党、反腐倡廉是重要的政治任务，而毛主席从一开国就给我们树立了这方面的光辉榜样。经过反复思考，把结果告诉了这位宣传干部——我可以写，但是要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写。

    我一贯认为，一部文艺作品，作者首先要考虑的是角度问题。同样的题材由于角度不同可以收到完全相异的效果，而且这正是作品的独特性之所在。多年来已有的“刘青山、张子善事件”（包括话剧、电影和电视剧）作品，其角度大体上都是一致的，即按照生活中事件的发展过程，从刘、张的思想变化写起，到生活的奢侈糜烂；再从贪污浪费写起，最后是“东窗事发”依法逮捕，同时被处以死刑。再这样写，很难写出新意和深意，更不容易震撼观众。

    我花费十天工夫思考，不能再走老的套路，而是要另辟蹊径。最终找到了现在的角度——戏中连刘、张两个人物都没有出现，更没有简单地展示他们的犯罪经过，主要是用重笔浓墨描写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从“打江山”到“坐江山”的关键节点上，如何开创了反腐倡廉斗争的先河，而且要把两个过去有功的老红军，两个同甘共苦的同志、兄弟杀掉，确乎是有一点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意味。这里，毛泽东的外部压力和内心纠结有多重，有多复杂，有多尖锐，应该是不言而喻的。而这，正是剧本要写的主要内容——把毛泽东处于关键时刻的灵魂深处展现出来。显然，新中国“反腐第一案”对共产党命运的生死存亡，对新中国命运的生死存亡，乃至对今日改革开放中国命运的生死存亡，都是至关重要的。我想，经过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力争使这部戏能够起到“寻根溯源，继往开来”的、历史的、现时的、有益的作用是完全有可能的。也许，这就是我们戏剧工作者应尽的社会责任。

    其次要考虑的问题，是塑造人物，也就是如何塑造好毛泽东的问题。根据以往的经验和教训，必须把毛泽东表现为一个人，而不是表现为一个神，这样才能为广大观众所真正接受，并产生重大的精神影响。那么，是人就要有血有肉，有情有感，有脾气性格，能够食人间烟火。戏中毛泽东所处的环境是非常典型的、极为重要的、不可代替的，即在进京赶考的日子里，必须交出第一份合格的答卷，其考题为——如何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如何替老百姓掌好权、用好权。这是半点也不能够含糊的，否则就会重蹈当年李自成的覆辙：“大顺王朝”进城以后迅速腐化堕落，遭到老百姓的反对，并且导致清兵大举入关；仅仅当了18天皇上的李自成被迫弃京而逃，一败涂地。这就是毛泽东反复告诫全党“决不能当李自成”的深刻根由。然而，决不能当李自成又谈何容易呢？因为，自古以来发生的铁一般历史事实是——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在法治轨道上行使可以造福人民，在法律之外行使则必然祸害国家和人民。不管是受到宗教教义约束的古老西方，还是受到严刑峻法约束的古老东方，概莫能外。为此，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能不能毫不犹豫地、果断迅速地、持续永久地向腐化堕落挥动“开国第一刀”，便成了不容回避的、必须作出答复的历史命题。在这种规定情境里，还应该塑造出一个生动的、具体的、艺术的毛泽东，那就是一位具有诗人艺术家气质的政治家。戏中，毛泽东在议论人生中生与死的重大话题时，有这样一些台词：“汉诗云——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人都是要死的，生下来就向着死走去，因此，毛泽东是一个人，所以，毛泽东也一定会死的。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喽。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大家要参加庆祝会，然后要有人大大方方地上台去讲话——‘同志们，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如果天下不死人，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了，新陈代谢嘛！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就是事物发展的、不可改变的必然规律。”“我在世的时候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了，骨灰要撒到长江里去喂鱼，你们就对武昌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吃肥了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就叫作物质不灭论嘛。”言为心声。大约，只有诗人艺术家才能具有这样非凡的浪漫想象天地，才能具有这样生动、幽默、诙谐、智慧、独到、动人又说理的语言表现魅力吧。

    再次，是追求什么样的艺术风格。于是之曾经说过：“没有含蓄，就没有艺术。”我完全赞同这个高水准的审美主张，并且尽量学习着去做。通过学习和实践，我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只有含蓄的创作风格才能收到有力、深刻、感人和持久的艺术效果。然而，我也更加懂得写戏要真正做到含蓄，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也许是一生都要以此为追求的目标。在这方面，曹禺老师对我们的要求是很严格的。记得，他在指导写戏的时候，批评我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怎么就学不会要含而不露呢？”想想看，这是相当难做到的。写戏首先要求具有入木三分的“内含”，这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还要有一个更高的标准，那就是欲言又止的“不露”。有一次，我请教曹禺老师什么才算是优秀的好戏时，他的回答如下：“一部好的戏决不是演出时现场的热闹，而是观众离开剧场以后的不断思考。思考什么呢？思考未来，思考人生，乃至思考整个人类。”我以为，这才是一部好戏的顶端水平、国际标准。老实说，我是极力按照这个标准去做了，但是做得并不令人满意，连我自己都不满意。《叩问》这部戏里也是如此。毛泽东的心路历程曲折坎坷，复杂尖锐，乃至大起大落，他在对待刘、张的问题上，先是爽快地同意逮捕法办，并且激动地提出要杀掉头；此后曾经考虑给予他们一个存活的机会；后来又是一定要杀掉他们两个，以平民愤，警示众人；同时还是“处决不要子弹打脑袋”“用上好的棺木厚葬”“家属不以反革命亲属对待”和“国家抚养其子女长大成人”；最终竟然是，在执行死刑以后，自己的心里却再次掀起波澜，惋惜之情依然挥之不去……戏中，有两句台词可能是比较好的，也就是说可以算得上是具有“含而不露”风格的。刘、张处决以后，天上飘落着纷纷扬扬的雪花，毛泽东脸色凝重，久久大口地吸烟，王秘书报告什么事情都不应声，似乎根本没有听见。突然，他没头没脑地问：“他们两个有多大年纪？”王秘书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停了片刻才回答：“一个三十五岁，一个三十七岁。”毛泽东又喃喃地自言自语着：“张子善没有娃，刘青山有三个娃，一个七岁、一个四岁，一个才半岁啊……”古人曰：“无间已得象，象外更生意。”我想，虽然写了多半辈子的戏了，但是在艺术创作的追求上，自己还是任重道远的。

    以上所说，就是我在写作《叩问》中的一些思想脉络，作为剧作者要叩问历史、现在和未来，要叩问我们的信仰理想有没有变化，怎样才能够坚定不移……这些想法“公示”于众，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正和帮助。

    最后，我要感谢中国铁路文工团的领导、导演、演员、舞台美术师们，是他们的辛勤劳动，把剧本搬上了舞台，使这部戏得以与广大观众见面。

    写于2016年初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