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马：笑亦载道

    大学里的“教授”头衔，就像悬在树上鲜嫩欲滴的果子，让树下集结的教书人垂涎三尺，都巴望着能捧在手心尝上一口。无奈僧多粥少、竞争激烈，果子一年一成熟，尝到的人毕竟是少数。

 

    老莫苦熬几十年，终于在花白了头发之后，成为吃到果子的幸运儿，进化成同事口中尊称的“莫教授”。既然当了教授，举手投足间便要有些彰显身份的变化，老莫选择了咳嗽。无论讲课还是发言前，他总要礼节性地咳几声，表达内心的喜悦和尊严。听讲者也对此行为报以理解的微笑。

 

    谁料咳嗽竟渐趋不可控，直至影响到讲课、发言的质量，令同事和学生颇为不满。老莫心生疑惑，忙赴医院检查，医生向他撒了个善意的谎，只悄悄告诉家属是肺癌晚期。

 

    莫教授一生只痛痛快快地咳了三个月。

 

    这个令人捧腹、唏嘘而后又陷入沉思的故事名叫《咳嗽》，刊登在1999年第十二期的《短篇小说》上，是作家劳马最早发表在文学刊物上的小说作品之一，也代表了其小说创作的一贯风格：引人发笑，同时又发人深省。

 

    劳马，本名马俊杰，现就职于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是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委员，以短篇小说见长。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哎嗨哟》，中短篇小说集《傻笑》《个别人》《情况反映》《某种意义》《有意思》等，散文集《笑亦载道》和《远看是山，近看是树》，话剧作品集《巴赫金的狂欢》等。

 

    2014年，以短篇小说、微小说写作而著称的劳马，获得了蒙古国最高文学奖，并成为中国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人。他的小说先后被翻译成俄文、蒙古文、越南文、格鲁吉亚文、阿塞拜疆文、俄文等十几个语种，即将出版的还有伊朗、土耳其、以色列、埃及等语言版本，共计约二十余个语种。一位知名评论家惊叹：“劳马的小说不是中国写得最好的，却是被翻译得最多的之一。”

 

    劳马，也因此成为中国文坛“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

 

文学与哲学

 

    虽属“非著名”，但劳马却早已凭借独树一帜的创作风格，收获了文学界的关注和肯定。正如评论家白烨所说，劳马作品的价值集中体现在四个“自己的”：自己的眼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感觉、自己的叙事。

 

    而对于劳马本人来说，创作风格的独特和可辨识性非常重要。他打趣当下文学的同质化，已经到了“把封面上的作者信息一遮，就分不清谁是谁”的地步。

 

    在被问及创作风格的确立过程时，劳马的回答简练干脆：“一写就这样，不是跟谁学的。”他说这种自然的禀赋，源自于非文学专业的出身。

 

    1962年，劳马出生于大连市金县的一个农村家庭。在亲人的影响下，他很早便开始接触文学：五岁时跟着爷爷认字，听薛平贵和王宝钏的故事；八岁上了小学，不到一年就能阅读小说《烈火金刚》。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文化普及率低，能“识文断字”的他，总被大人们拉去撰写顺口溜、发言稿、朗诵词，肩负着“重大的”宣传任务。从那时起，劳马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作家，期待着有一天能“通过写作去幻想，去虚构，去认识自己和周围的世界”。

 

    1980年，19岁的劳马参加高考，拿到了全县文科第一。怀揣作家梦，他把北京大学中文系视为目标，志在必得。

 

    然而生活处处有偶然。

 

    报志愿那天，劳马坐在长条凳上填表，校长恰好经过，就瞥了一眼这个“好苗子”的志愿。

 

    一看劳马填了北大中文系，校长二话不说，抽过志愿表就扔掉了，“命令”他重取一张，在上面写“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我那时候孤陋寡闻，不知道有中国人民大学，光知道有中国人民银行。”劳马笑道。

 

    “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大学，梦寐以求的专业。这个学校的学生一毕业，至少是一个县长！”校长的一番话，让劳马对这个“听都没听说过”的大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老感慨了！”他用东北方言说，“县长咱没见过，得多大官啊！老师这么说了，我也不好改，就这么着选了中国人民大学，进了哲学系。”

 

    当年九月，揣着对大学“像皇宫一样”的幻想，劳马踏入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门。

 

    谁知，眼前的景象让劳马惊呆了。“我一来这儿，哎呀！学校破烂成什么样了！就像被飞机炸过一样！”

 

    劳马不甘心，又去了趟心仪多年的北京大学，那里优美的校园环境，打击得他“精神恍惚了半年多，一直想退学，每天都特别沮丧”。

 

    “李敬泽、张颐武……我本来应该和这些人成为同班同学的。”劳马有些感慨，“如果当时校长不在那儿，我的人生或许就不一样了。”

 

    所幸的是，尽管人大的硬件设施简陋，但哲学系的课程却散发着巨大魅力。随着学业深入，劳马不得不承认，校长的选择是对的——人大哲学系确实厉害，它教会人思考。他对哲学从陌生走向熟悉，从热爱走向痴迷。

 

    多年以后，已走上教师岗位的劳马重新接续起年少时的文学情结，动笔写下一篇篇小说。直到此时他才发现，哲学作为思维的工具，已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风格，而这种影响，正一笔一画地流泻在面前的方格纸上。

 

    在代表作《抓阄》中，劳马讲述了一个充满哲思的故事——

 

    “非典”时期，某科室需抽调医生赴一线参与治疗，为了让同事们不为难，科主任提议抓阄。大家怀着忐忑的心情，展开了一张张空白的纸条，最后轮到主任，他直接宣布自己去一线。后来同事们才明白，主任准备的纸条全都是空白的，他早打算好了去一线，所以才没有展开。诡异的是，“非典”结束后的全院表彰大会上，主任却没有获得荣誉，因为他被同事举报，上一线缘起于抓阄。

 

    通过“抓阄”这个不合理的行为，劳马点亮了一种人性的光芒；而通过“反抓阄”这个看似合理的行为，又照出了某种人性的暗影。合理与不合理，光芒与暗影，透过这些具有反讽意味的矛盾，劳马对生活哲学性的思考跃然纸上。

 

    细想起来，劳马创作的每一个故事背后，都隐藏着哲学性的思考。如果没有这些思考，就不可能对生活中那些习以为常之事，有着自己独特的发现和解构；如果没有故事中夸张而荒诞的写作手法，也就无法彰显“笑”的叙事背后，那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作家们追求“文以载道”，对于劳马来说，笑，亦可载道。

 

趣味与意味

 

    15年后，《咳嗽》再次被收录进劳马最新的短篇小说集。这部名为《有意思》的集子，给了他一个“非著名幽默小说家”的定位。集子的腰封处，印着作家阎连科的话：“读劳马小说会率先被他鲜明的幽默击中，正如被带着笑声的飞箭射中痒处，从流出的鲜血中开出美艳的鲜花。”

 

    幽默——这个由林语堂音译的舶来词，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本土化，已在中国社会深入人心，代表着一种备受推崇的能力和品质。人们读劳马，率先蹦出脑海的印象就是“幽默”。但对于以“幽默”为关键词的诚恳赞美，劳马是谨慎而回避的。

 

    “我喜欢用‘笑’这个概念。”劳马说，“笑并不等同于幽默，它比幽默更丰富、更宽泛。”

 

    在劳马看来，幽默作为笑的亲戚，是力图让笑走向高雅和精致的努力。而笑一旦变成幽默，它无穷的生命力就被压制了。

 

    遗憾的是，我们的文化通常对笑抱有某种根深蒂固的偏见，认为它是肤浅的。在儒家“文以载道”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之下，更多的知识分子选择用严肃、宏大甚至苦难的叙事方式来履行社会责任，于是笑的叙事越写越窄，能够轻松驾驭笑之批判性的作家，也越来越少。

 

    “对我而言，我希望写出那种哈哈大笑式的、无拘无束的，具有冲破一切陈腐的巨大能量。”劳马说，他将这种希望进一步浓缩成“两味”——“哈哈大笑”的“趣味”和“冲破陈腐”的“意味”。

 

    劳马做到了。

 

    透过他的小说，我们认识了为能在“讲求学历的社会里”“自杀得有面子”而苦读的博士，为拿到新闻线索奖励而在消防中心纵火的新闻系学生，一再标榜无意为官死后却差点成为自己“治丧小组组长”的大学老师，仅仅因为县长参加了自己的追悼会就名垂县志的普通农民……

 

    而认识他们的过程，就像观看一场精彩的近景魔术。你总是先被劳马手上出神入化的白描动作吸引，进入夸张的喜剧氛围之中，随故事的推进感受越来越强的张力。不经意间，文至高潮，张力爆破，故事突转，包袱抖出，你兴奋得哈哈大笑，鼓掌欢送魔术师退场。而只有合上书页，一个人回味时才恍然大悟：故事里或虚伪，或矛盾，或迂腐，或做作的主人公虽然面目模糊，但他们的身影就悄悄藏匿在我们周遭。

 

    阎连科这样评价：“钱钟书的幽默是学出来的，而劳马的是笑出来的，从骨子里面散发出来的。”他塑造出的人物和故事，让人在阅读时，抑制不住嘴角上扬的冲动。

 

    著名评论家李敬泽这样想象着劳马的写作场景：一位教授，下班之后隐身在他的密室中，借着一盏昏灯偷偷地写小说，在这样的小说中表达他对世界、对社会、对人性的看法，在幽暗中发出窃笑。而这种“黑暗中的窃笑”，并非贬义，是对劳马写作和小说的一种褒奖：不涉足文坛，却从未远离文学；游离于事件之外，却对社会现实洞如观火。

 

大奖与梦想

 

    自从加入人大学生文学社，在入社考试中写出短篇小说《抓周》以来，三十余年的创作生涯里，劳马积累了大量成果。相比于少量发表在杂志上的作品，他把更多的故事写在笔记本上，放进了抽屉。

 

    长期以来，在中国的文学市场，中长篇小说始终占领着关注、奖项和出版的“高地”。专注中短篇，特别是微型小说创作的劳马，始终没有被引起关注。他说，写作是自己的爱好，不是为了得奖、出名，只为完成童年的梦想，弥补一些遗憾。

 

    无心插柳柳成荫。2014年，这位“非著名小说家”意外获得了“非著名文学奖”——蒙古国最高文学奖。蒙古国最高文学奖设立于20世纪40年代，获奖者被授予荣誉奖状和勋章。

 

    “这是瞎猫撞上死耗子，小概率事件。”劳马打趣说。在译者森·哈达通过年度小说评选发现劳马，并向他表达翻译意向时，劳马还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对这个奖项全无了解。

 

    在人口仅相当于中国二三线城市的蒙古，劳马的小说印了一千册，数量不多，影响力却不小。

 

    听到获奖的消息后，森·哈达通知劳马要加印作品，他甚至比劳马还要兴奋——第一次翻译小说，就获了国家大奖，一跃成为“著名翻译家”，这让他觉得非常有面子。

 

    蒙古人一高兴就喝酒，森·哈达那些天经常处于醉态。有一天，森·哈达又喝到兴起，劳马看着他这么开心，就打趣道：“我是不是当上你们的海军司令了？”众所周知，蒙古国不靠海。没想到，本已微醺的森·哈达突然严肃起来，说：“你的意思我明白。我们蒙古虽然没有海军，但我们有文学。”

 

    森·哈达所言非虚。

 

    依照惯例，文学奖都是一年一次，按届来评，但蒙古文学奖的评奖机制却非常独特。评委会认为，按届评本身就不够公平：如果两三年里没有出现好的作家和作品，评出来就是充数；如果一年里集中出现了两个优秀的，舍弃谁都是浪费。所以为了保证奖项的权威性，该奖项采取不定期评选。

 

    事实上，新世纪的十几年里，只有三个人获得了蒙古国最高文学奖：劳马之前，分别是日本作家谷川俊太郎和韩国作家高银。而前两位是在世界文学领域享有盛誉的作家，都是劳马心中的“偶像”。

 

    在向评委会介绍中国文学时，劳马说：“我实在不是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中国优秀的作家有很多，比如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你们是不是评错了？”评委笑着回答：“我们是不会评错的，如果评错了，也是莫言的诺奖评错了。”一句玩笑话，表达的是对劳马的充分肯定。

 

    颁奖辞这样写道：“他（劳马）的小说具有诙谐幽默的特点，是我们接触外国文学所罕见的，在世界幽默文学中具有独特的风格，他的小说在给我们带来欢乐的同时又使我们能够在作品中读到自己，读到世界。”

 

交流与沟通

 

    用森·哈达的话说，劳马作品在蒙古国的销售状况“可以与马尔克斯比肩”。这让森·哈达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因为在这之前，中蒙虽为邻国，文学交流却非常少，除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翻译了鲁迅、郭沫若的部分作品，其后又陆续翻译了李白、杜甫的部分作品。对于当代作家，蒙古国人也只知道莫言。

 

    “现在劳马这样受欢迎，土耳其都主动来签约，想要翻译劳马的小说。”森·哈达高兴地说，“因为蒙古文与俄文基本相通，土耳其及这一众西欧国家同属于一个语种，交流起来没有困难，也就容易推广。”

 

    紧接着，在继蒙古文之后，劳马的小说陆续被翻译成越南文、格鲁吉亚文、阿塞拜疆文、俄文等十几个语种，即将出版的还有伊朗、土耳其、以色列、埃及等七八种语言版本。

 

    实际上，多年来中国文学一直想要走出去，但目光几乎都盯在英、法、德等语种上，更多希望引起西方发达国家的注意，而其他语种几乎都被忽略了。用一位文学评论家的话说，“劳马的成功拓宽了中国文学的视界”。

 

    对于如今的备受关注，劳马很谦虚，认为其小说畅销是赶上了“一带一路”的国家发展战略，激发了沿途国家渴望了解中国的好奇心。因为文学是了解一个国家最便捷的通道，也是观察一个民族心灵最直接的窗口。“我的那些小故事，抗译性较弱，篇幅短小，不涉及中国繁复的历史和深奥的典故，文字浅白易懂，且具有一定的幽默感和可读性。”劳马说。

 

    而劳马小说的另一大特色，就是主人公多以知识分子为主，这非常少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杨庆祥认为，劳马的创作堪称是书写了“新儒林外史”，因为他笔下的人物，90%都是知识分子。“当代知识分子很复杂，劳马对他们的感情也很丰满，既有温柔理解，也有讽刺同情。可以说，劳马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新的谱系，以后的创作可以将其作为素材，再接着写下去。”

 

    而作家张楚则认为，劳马笔下的知识分子褪去了光环，有着和普通人一样的各种缺点，甚至某些方面比普通人还要滑稽阴暗，但是读完笑过之后，却留下了一种微妙的自省情绪。

 

    “劳马的小说和俄国小说有相通之处，都与日常生活密切联系，有点儿像契诃夫。”作家张悦然评价说，很多作家的写作需要一扇门，需要一个形式化的程序将自己与外界隔开，强调写作的神圣感。但是劳马的门是虚掩的，他在写作与生活之间进进出出，和生活没有割裂。劳马以前学的是哲学，他在迫不及待地展现思想的东西。劳马的语句像是骨骼，易于直接交流思想，大家也更容易接受。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以笑载道”的作品会更多地出现在中国文学的土壤中，并将种子播撒向世界的各个角落。正如劳马所说，“文学的交流是深入人心的沟通”，而笑，是人类共通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