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刻度：两则旧闻

    创作报告文学《中国海军1949-1955》时，查阅资料，发现两则旧闻。在尘封的史籍前，我不觉停下了翻动书页的手，凝思。

稿酬论斤算

    1950年元旦，《人民海军》报上有一则《本报稿费的临时规定》：

    根据野政宣传部关于稿费的临时规定，确定《人民海军》报稿费如下：

    一、社论不论长短每篇一律按两斤猪肉折价发给；评论、重要论文、重要经验介绍，每千字一斤。

    二、一般通讯、经验介绍、论文，每千字十二两。

    三、新闻分三等：一等十二两；二等八两；三等四两。

    （注：旧制一斤十六两）

    新鲜！稿酬居然以猪肉折价？

    不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一些中央级报刊，是否也采用此种方式支付稿酬？

    为了解详情，我打电话向当年《人民海军》报的编辑赵文辉请教。赵老笑了：“有的，是这样的。华东军区海军办的《人民海军》报，是1950年元旦正式创刊的，在正式创刊前还试刊了几期。稿酬为什么要以猪肉换算呢？因为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各地物价相差很大，而且用的还是旧币，所以当时往往是以猪肉、大米、小米、布匹作为换算单位。比如，对起义的原国民党海军军官，我们是保留他们的原薪的，也是以大米、小米来换算。我记得当时的校级海军军官，每月薪金换成小米是400来斤。”

    我问：“一篇社论按两斤猪肉折价付给，两斤猪肉当时值多少钱呢？”

    赵老想了想，说：“我当时是个排级干部，每月的津贴费是3万元旧币，基本上只能买买牙膏、肥皂等小零碎。如果买猪肉，大约可以买4斤吧。”

    我感慨道：“写篇社论能买两斤猪肉，一般新闻能买半斤肉！”

    “对，是这么个意思。”赵老说。

    放下电话，我仔细一想，1950年，共和国刚刚成立，国家穷，军队苦，可稿酬并不低啊！也是在20世纪的50年代，我们海军创作室的一位作家给《人民日报》写了篇不到3000字的散文，稿酬是108元，他用80元买了块日本表，给老家寄去20元，剩下的买了双皮鞋，还请同事吃了顿烤鸭。看来，知识等于财富。

    近些年时闻提高稿酬的呼吁，却总是不了了之。是我们不再尊重知识了，还是知识不再是财富了？

收音机下连

    1951年的《人民海军》报，刊有一篇《收音机巡回下连的工作经验》：

    目前各单位的收音机只能发到团或相当于团的单位，即使加上各单位原有的收音机，仍不能达到每连一架。因此，我们必须充分利用现有的收音机，采取收音机巡回下连的办法，由团（营）的收音员携带收音机经常有计划地到各连轮流组织收听。这样做，一架收音机就可以使广大战士都有机会听到广播。例如“宁海”3团只有一架收音机，但利用此种方式，使相距近百里的连队，也能有机会听到广播。

    某团收音员到7连去组织收听，原定一个钟头，结果战士们自动要求延长到两个钟头。某团2连战士反映：“听次广播比上堂政治课还好。”

    一个连队没有一台收音机，收听广播成了一种奢望，竟衍生出收音员这个特殊行当，可见当时部队文化生活是何等贫乏。派收音员下连巡回组织收听，既传播中央声音，又普及文化知识，可谓用心良苦！

    那个时代，从上到下，都非常重视文化。毛泽东非常了解亲手缔造的这支军队：多数官兵出身工农，没上过学，没有文化。军队要现代化，必须学习火炮、雷达，学开飞机、开军舰。1950年“八一”建军节，毛泽东以军委主席的名义发布指示：全军除执行规定的作战任务和生产任务外，必须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使军队形成一个巨大的学校，组织广大指战员、战斗员，尤其是文化水平低的干部参加文化学习。

    初创时期的海军，装备落后，人才奇缺。那些扛步枪、打绑腿，身上还带着战场硝烟的陆军官兵，向刚刚组建的海军报到时，甚至还不知道海水是咸的。

    1951年4月，海军派出275名官兵赴旅顺口，向苏军太平洋舰队学习潜艇。“知道阿基米德定律吗？”第一堂课，苏军教官问学员，许多学员一脸茫然。教官耸了耸肩，“连阿基米德定律都不懂，怎么学得了潜艇？”

    1952年6月1日，军委决定在全军开展大规模文化教育运动，动员全军指战员向文化大进军。

    据华东军区海军政治部文化教育办公室统计，在部队的5776名干部中，初中毕业以上625人，占11.3%；初中毕业以下5114人，占88.5%，其中高小毕业以下4096人，占70%。

    《干部轮训队初小算数教学效果良好》《完成速成识字教学的标准与要求》《介绍厦门基地指导作业、修改作业的经验》《怎样组织集体评改算数作业》《领导干部如何掌握目前算数教学》……看看当年下发的文件标题，便可以感受到这项工作抓得何等紧促与细密。

    海军作家杨肇林当年是海政文工团的宣传员，曾赴广东万山群岛的外伶仃岛、担杆岛、垃圾尾岛守备部队教战士学文化。他告诉我，当年“向文化大进军”的口号喊得很响，学文化成了部队的首要工作，机关和直属队派了许多干部下连当教员。听说机关派教员来，官兵们很高兴，当地的贫苦渔民也赶来听。有个广东籍战士叫梁双，学会写信后，第一封信便写给毛泽东，信中写道：“请毛主席到我们岛上来吃我们种的菠萝！”一个叫郭仁华的战士曾苦恼地说：“我真笨，毛主席1893年出生的，到今年多大了，我就是算不出来，不会列算式，我有什么用啊！”当他学会了算式，一下子算了出来，高兴得跳起来喊道：“我算出来了，毛主席今年59岁！”一个内蒙古籍的老战士王兴业学了文化后，说：“毛主席号召学文化，这是我的第二次解放，南下作战、守海岛，学会了认字、写信，给老婆写信，有悄悄话也好说了。将来退伍了，有文化好找工作呀。”

    “向文化大进军”这个口号，在今天看来或许让人有些不可思议，一支准备打仗的军队，何以将学习文化当成首要工作？但对于当时处于文盲、半文盲的广大指战员来说，这犹如“第二次解放”，文化在改变他们的生活质量、工作质量，同时，也在提升这支军队的战斗力。

    如果说历史是一个标杆，那么，细节就是刻度，既标示了过去，也参照了当下。或许这就是历史细节的意义。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海军政治部创作室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