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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5年10月29日 星期四

    人物-追忆

    朱今明:拍好电影 搞真艺术

    作者:肖宛菲 《光明日报》( 2015年10月29日 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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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未中秋,恰值电影艺术家朱今明百年诞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文华楼新老影人云集,众人追思,无不提及他的一句名言:拍好电影,搞真艺术。

     

        朱今明是我国著名电影摄影师兼导演,曾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制作委员会主任兼总摄影师、北京电影制片厂总摄影师和技术委员会主任,被尊称为集电影艺术与技术于一身的大师,其拍摄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三毛流浪记》《南征北战》《风暴》《烈火中永生》均为传世之作。

     

        少年沐浴民主风

     

        小小剧社镇南通

     

        1915年中秋节前夜,朱今明出生在古城南通的一个书香家庭。家中藏书很多,少年时,他就读过高尔基、鲁迅等人的著作,幼小的心灵里烙印下民主进步的思想。

     

        中学时代,朱今明曾和“发小”赵丹、顾而已、钱千里一起办过进步刊物《枫叶》,抒发正义情怀。他们几个戏迷,经常到赵丹父亲赵子超开办的影戏院蹭戏、看电影,回来便学着戏中的角色扮相,惟妙惟肖地模仿。

     

        小伙伴们忘情于“表演”,朱今明则找来一个铁盒子当摄影机,做着摇机器把的动作,对着赵丹等人“拍摄”。谁也未曾料到,儿时的戏耍竟成为终身的艺术追求。

     

        艺术的魅力让他们动了真格,几个少年竟成立了自己的剧团,并且得到了校长的支持,当然这个校长也是家长,即顾而已的父亲顾敬基。

     

        青史留名的“小小剧社”就这样诞生了。他们演出了《南归》《苏州夜话》《热血忠魂》等进步话剧,一时间轰动南通。

     

        1933年,朱今明和赵丹由章泯介绍参加“左翼剧联”,并排练了洪深编写的剧本《五奎桥》。朱今明负责舞台布景,后因该剧旗帜鲜明地反封建反压迫,遭到南通当局禁演,并声称剧社里有共产党,预谋抓人。

     

        四人听到风声,便先后离家转至上海。赵丹、顾而已等继续求学,朱今明则在电机厂找到工作,业余去电机专科学校学习,并挤出时间参加“左翼剧联”的演出。

     

        1934年初,朱今明和工人们为增加工资待遇与资方展开斗争,警察来厂镇压,逮捕了朱今明等15人,关押了两个月,出狱后被厂方开除。

     

        1934年夏,朱今明受“左联”组织委派,带领几个人到某大学与“蓝衣社”进行面对面斗争,被当作共产党嫌疑犯逮捕,关押在老闸捕房。

     

        那时,朱今明19岁,血气方刚,刚刚接触到革命思想,有过一次班房的历练,算是积累了经验,所以他毫无畏惧。审讯时,他镇定应对,没有暴露身份。

     

        敌人没有掌握任何证据,徒劳一场,囚禁朱今明70多天后,宣布开释。出狱后,赵丹介绍他进明星电影公司学习摄影,正是这个机会,他熟悉了电影制作的全过程。

     

        巧用光影织天幕

     

        月夜星空炫舞台

     

        学习之余,朱今明兼做舞台美术。1934年春,他在赵丹主演的奥尼尔名剧《天边外》中负责舞台装置和照明。当时的舞台布景惯以布幔辅助道具造成一种意向氛围,戏称为“万能布条”,“象征派”布景。

     

        朱今明总想突破原有格局,搞出一台立体庭院来。演出前一天,他在搭景时突然发现,舞台顶棚悬着的银幕一头因被梯子挡住而形成弧形,灯光的投影使之好似黄昏晚霞景色,这一发现让他激动不已,随即喊来同事许珂和王为一,三人久久地欣赏这突来的“景色”。

     

        偶然的发现提示朱今明认识光的作用,光的神奇,催生了他创造舞台天幕的遐想。他把在明星公司当美工助理的汪洋找来一块制作,经过反复实践,遐想成为现实。

     

        1936年秋,业余剧人协会演出的《大雷雨》在上海拉开帷幕,舞台深处,星空辽远,明月高悬,美妙的夜色深深打动了观众。演到第五幕,女主角卡捷琳娜在暴风雨的夜晚含冤投河,舞台上电闪雷鸣,暴雨沙沙地倾泻,此地无声胜有声。

     

        21岁的朱今明,充分运用舞台照明原理,仅凭简陋的道具,白手起家,创造出中国舞台上第一个天幕。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朱今明和赵丹等好友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中。

     

        朱今明所在的救亡演剧三队,沿京沪线一路演出,后在武汉集结,赶排了阳翰笙编剧的《塞上风云》、于伶的《夜光杯》和田汉的《最后的胜利》,演出震撼了武汉三镇。之后,他们从武汉溯江而上,经宜昌,过三峡,宿万县,一路把抗战戏剧演到重庆。

     

        1939年6月,为宣传抗日并开拓新的艺术道路,朱今明与赵丹等一行十人从重庆奔赴新疆。不料,他们抵疆不久,军阀盛世才便拿下亲苏、联共的假面具,大肆逮捕革命人士,赵丹、朱今明等先后被捕,在狱中关押长达五年。

     

        1945年抗战结束后,朱今明等人经组织营救辗转回到了阔别近6年的重庆,在曾家岩50号中共办事处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亲切接见。

     

        重回亲人怀抱之后,他们又投入到茅盾的新戏《清明前后》的紧张排演中。关于此剧,茅盾曾表示写剧的原因之一是应“中国艺术剧社朋友”之请,原因之二是为赵丹等人再次献身剧坛量身定制的。茅盾说:“想起他们所遭遇的冤狱,又是悲愤交加……我这不成才的习作,便算是欢迎他们四位的‘秀才人情’,并以纪念我们同在乌鲁木齐那段时间吧。”

     

        一江春水流不尽

     

        万家灯火在人间

     

        根据时局发展的需要,朱今明等进步文艺工作者分批赴沪,筹建自己的电影阵地——昆仑影业公司。他还参加了陈鲤庭导演的《遥远的爱》,在著名摄影师吴蔚云指导下工作。

     

        拍完《遥远的爱》后,朱今明承担了著名导演蔡楚生、郑君里编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摄影。影片通过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反映了“九·一八”事变到抗战胜利这段时间的真实历史。

     

        朱今明对影片的主题、人物、情节等反复揣摩、锤炼、推敲,通过镜头透视的光影来塑造人物,营造环境气氛,处理画面构图,在镜头角度的运用,以及剧情节奏等方面进行了摄影艺术的创作与探索。

     

        在拍摄女主人公素芬月夜思夫那场戏时,朱今明采用动与静相结合的运动镜头和忽明忽暗的云月光影,来揭示人物的向往与惆怅。

     

        朱今明强调摄影一定要缜密构思,对每个场景都要提炼出准确的摄影语言。如素芬在晒台上与暴风雨抗争的那场戏,他以惊涛骇浪中的一片孤帆命题,以此来体现时代大潮中一个弱女子的痛苦挣扎。

     

        拍“云山梦境”素芬思念丈夫那场戏时,郑君里和他以及美工师韩尚义都遇上了难题,反复拍了几次都不能达到蔡楚生的要求。

     

        最后,蔡楚生抱病亲临现场指导,修改了布景,调整了灯光,在高低不平的地板上泼上一摊水,再点缀些花草,放了点烟雾,一个荒凉潮湿、雾气弥漫的云山梦境出现了。

     

        蔡楚生常说,宁愿在银幕外招人骂一百次,也不能在屏幕上让人骂一次,可谓精益求精。先生的话给朱今明留下深刻的印象,成为他创作的信条。

     

        当时的技术设备很差,朱今明手中的摄影机只有一个镜头,业界戏称为“独眼龙”。而用这台“独眼龙”要拍出高水平的画面,可以想象,摄影师要克服多少困难,付出多少辛劳。

     

        拍摄王丽珍思念情夫那场戏时,蔡楚生设计了一个特技镜头,要张忠良跌进王丽珍的皮夹里,朱今明和韩尚义费了很多心思,把桌椅、皮夹放大多倍,镜头近处王丽珍打开皮夹,远处的张忠良跪在另一面放大的皮夹边框上,用逐格和多次曝光的摄影手法使张忠良“跌进皮夹”,达到预期效果。

     

        为了揭示那些发国难财、醉生梦死者的灵魂,朱今明采用了软调子造型,恰到好处地描绘了他们糜烂的生活气氛。事后,他对助手说:“我不考虑正光、反光,而是从气氛来搞光。”以上两场戏正是他这一艺术主张的体现,既保持生活的真实性,又挖掘内在的意境,不是搞模式的布光,不是单纯地追求影调、光比和外表的形式。

     

        《一江春水向东流》于1946年冬筹备至1947年秋末完成,观众反响热烈,进步舆论也高度重视,称它“标志了国产电影前进的道路,使我们为国产电影感到骄傲。”该片在上海大光明电影院连映三个多月,继《渔光曲》后创造了最高票房纪录。

     

        观众在赞美编、导、演的同时,也给摄影高度评价,称朱今明为“中国影坛突起的摄影健将”。60多年过去了,《一江春水向东流》仍然受到中外人士的爱戴,是世界百部经典影片中唯一入选的国产电影。

     

        朱今明并未据此沾沾自喜,他依旧勤奋好学,默默钻研,克服困难,攀登着一个个高峰。继《一江春水向东流》后,他又与沈浮导演合作拍摄了《万家灯火》《希望在人间》,与赵明、严恭导演合作拍摄了《三毛流浪记》。

     

        在这些影片里,朱今明均有新的突破。他不是单纯地操作摄影机,做一个机器匠人,而是用他的激情,用他的智慧在创作。在创作中,他虽然不是导演,但他和导演一样精通剧本,他不是演员,但他和演员一样动情地投入人物创作。他遵循形式为内容服务,技术为艺术服务的原则,运用一切技术手段烘托主题,刻画人物,使影片的思想内涵,人物的内心世界,形象地体现出来。

     

        在拍摄《万家灯火》时,为了表现男主人公小职员在现实社会中的潦倒与失落,朱今明特意在主人公的脑袋后面设计了一个美元形状的霓虹灯,不停闪烁的霓虹灯强化了主人公起伏不平的思绪,深刻地揭示出金钱社会的残酷无情。

     

        在拍摄主人公借款途中碰巧在公共汽车上拾钱包那场戏时,朱今明用了一个大远景的纵深画面,表现主人公被误为偷窃而痛遭殴打后跌跌撞撞回家的场景,主人公在画面中只占四分之一的位置,胡同显得又长又窄,再用一个24英寸的灯打进胡同,营造出阴森孤寂的气氛。

     

        在表现主人公头晕眼花天旋地转时,朱今明有时手持机器跟着人物颠簸,有时把机器放在一排小玻璃管上移动,有时把机器放在自己设计的半球形的底座板子上,甚至还把摄影机从高处扔下来,造成高速拍摄的效果,使画面产生摇晃感,形象地将主人公的心理和生理的状态表现出来。

     

        隐蔽拍摄迎解放

     

        以一当十立新功

     

        1949年春末,解放军百万雄师下江南,直捣南京,上海也即将解放。这时,中共上海文委交给朱今明一个重任,要他运用手里的摄影机把国民党溃退时的真相记录下来,并嘱咐他严守机密。

     

        组织上的信任,令朱今明无比激动,他冷静地思考,周密地准备,就连身边的妻子也不知道。

     

        为了把摄影机隐蔽起来,朱今明自己动手做了一个木头匣子,把摄影机放在匣内,在机器开关处挖个洞便于操作,而后冒着生命危险走上街头,拍下了国民党仓皇溃离上海时狼狈不堪的真实景象和上海市民迎接解放的各种活动场面。

     

        这些珍贵的历史镜头编入大型纪录片《百万雄师下江南》,朱今明也由此荣获文化部颁发的优秀影片一等奖。

     

        上海解放后,朱今明在上海军管会领导下参加了电影接管工作。1949年7月,他赴京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文代会,与分别十余年的好友汪洋、钱筱璋重逢。回到上海后,担任了上海电影制片厂制作委员会主任兼总摄影师。

     

        1950年,朱今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当选为上海市人大代表。不久,他接受了拍摄《上饶集中营》的任务,导演沙蒙是朱今明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业余剧团时的老朋友,合作很融洽。

     

        朱今明曾有过三次牢狱体验,他是带着充沛的情感投入筹备和拍摄的。根据影片内容的需要,他采取了明暗对比的强反差作为影片基调,以此揭示强烈的斗争情绪。

     

        这以后,朱今明组织领导了中国第一部彩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胶片试验工作,经过集体研究和反复试验,在简陋的条件下完成了“爱克发”系列彩色片的拍摄与洗印试验。

     

        千军万马镜中过

     

        “风暴”“烈火”菁华升

     

        1951年,由成荫导演的《南征北战》开机,朱今明担任该片摄影,这是他第一次拍摄战争题材的影片,为了深刻领会毛泽东军事思想,缩短创作实践距离,他与导演一起到鲁中南深入生活。

     

        他们背着背包,从山东益都步行上了沂蒙山区。那天晚上,露宿在断壁残垣旁,成荫导演躺在碎石堆上,向朱今明畅叙自己往昔的从军经历,如何通过封锁线,如何遇敌脱险。

     

        朱今明沉浸其间,剧本中的场景、人物不断地在眼前闪现。后来,他又随剧组到连队当兵,有了连队生活体验。在之后的拍摄中,他和成荫合作默契。

     

        在拍摄战争高潮戏时,导演希望在一个镜头中既看到我军英勇作战的磅礴气势,又能看到敌人丢盔卸甲的狼狈之状,朱今明和成荫切磋许久,他认为要拍摄千军万马的大场面,按照以往惯用的方法,把摄影机架在移动车上推拉摇移是远远不够用了,需要一台升降机。

     

        可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技术条件简陋,摄影升降机尚未出现。朱今明再次土法上马,从设计选料到制作,全部自己动手,制造了一台木制升降机。没有机械设备做车轮,就用一个大树墩来代替基座。

     

        我国电影史的第一代升降机就这样诞生了。它虽然粗糙笨重,但解决了大问题。朱今明就在这台升降机上拍下了我军英勇的步兵、炮兵和骑兵队伍,在硝烟弥漫的广阔而又起伏不平的荒原上,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敌人追击的战斗场面和军民欢腾的浩大场面。

     

        整个摄影机随着激烈的战斗运行,既宏伟又细腻,最后镜头落在被人群包围着的敌军坦克车前,随着镜头推进,坦克顶盖掀起,伸出一面摇摆着的白旗,随后是敌方军长受降,一组复杂的画面在一个镜头里一气呵成。

     

        1954年初,朱今明参加中国电影实习团赴前苏联学习,他的勤奋学习与刻苦钻研精神成为一段佳话。1955年底回国后,组织上调他担任了北京电影制片厂总摄影师和技术委员会主任,负责对厂里所有的片子在摄影艺术和技术上把关。

     

        1958年,朱今明接受了电影《风暴》的摄制任务,这是北影厂国庆十周年献礼片。导演金山是其在“左翼剧联”时的老朋友,特别点将请他拍摄。

     

        《风暴》反映了京汉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曾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舞台剧,金山饰演大律师施洋,戏份很重,无法分身导演席上纵观全剧,于是委托朱今明把关。

     

        《风暴》表现的是一段真实的历史,涉及人物都有历史原型,容不得半点马虎。为此,朱今明阅读了大量的史料,反复研读剧本,和金山不断推敲,从电影的特性出发,对剧本进行了删繁求精,强化电影语言。

     

        朱今明留下的导演阐述与给北京电影学院导演和摄影系学员的讲课记录体现了他的精细思考。他在把握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创作手法时,对于画面内部调度和节奏的把握可谓游刃有余。他力求以简洁的手法和粗犷浓厚的色彩表现疾风骤雨式的工人运动,又善于运用画龙点睛的方法刻画细节,突出英雄人物的人格魅力。

     

        施洋大律师江岸车站演讲即是生动一例。那场戏,舞台剧里施洋有六分钟的演讲,改编成电影剧本时经过删减,仍留下了4分01秒,这样长的台词在电影上是很难处理的,一般容易把镜头切得很碎,镜头在演讲者和听众之间来回转换。

     

        而朱今明希望打破常规,用一个长镜头来完成,充分发挥电影镜头运动的特点,利用连续移动拍摄,使画面内部不断起变化。根据施洋演讲的内容和情感的起伏,受害人的愤懑,群众的义愤以及敌人卑劣丑恶的嘴脸,他设计了十个调度点,镜头由客观到主观,又由主观到客观,并运用了180度的摇镜头进行场面调度。画面生动丰满,四分多钟的演讲不但未觉枯燥,反而扣人心弦。

     

        在一个镜头中拍摄长达360多尺胶片,可谓罕见之壮举,同行为之惊叹,影坛传为佳话。

     

        1961年,朱今明在水华导演的《烈火中永生》一片中担任摄影,影片讴歌了以江姐、许云峰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白公馆和渣滓洞中与敌人进行的顽强斗争。

     

        这是悲壮的历史诗篇,是震撼人心的爱国主义乐章。朱今明认为,用黑白片拍摄,更能体现影片的深度和力度,他的想法得到水华导演和汪洋厂长的认同。在彩色片盛行的年代,他却要拍摄黑白片,希图通过对光的运用和把握,营造庄严肃穆的艺术氛围。

     

        朱今明平时少言寡语不善辞令,可一旦投入创作,思路就特别敏捷,文思泉涌,一个又一个方案不断提出,颇得水华欣赏,称他是非凡的摄影师,是摄制组的核心人物。

     

        两人合作愉快,在共同的切磋中,涌现出许多好的艺术构思。如《烈火中永生》的片头,为揭露国民党在其最后盘踞的巢穴覆灭前夕的负隅顽抗,朱今明将摄影机放在升降机上,又将升降机架在江中的几条驳船上,他身着救生衣服,腰系保险带,随着升降机上升致江面六米高处悬空拍摄。

     

        这个镜头概括了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环境氛围,真实地还原了历史。水华导演称赞朱今明的镜头有气势,气魄大,有纵观全局的本领。

     

        《烈火中永生》有了水华的运筹帷幄,以及赵丹、于兰的精湛表演,拍得精彩感人。然而,这样一部革命历史巨片却在“文革”中被江青判了死刑,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直到“四人帮”垮台后,才得以重生。

     

        老骥伏枥青山在

     

        生命不息行不止

     

        朱今明始终坚持认为,摄影师和美工师都应该具有导演的思维。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逐渐向导演转行。20世纪六十年代,他导演了歌舞片《东方歌舞》,影片拍摄得精致考究,未料片子送审时竟未通过,有关方面担心中国演员表演的外国舞蹈不到位而影响外交关系,结果把影片锁进了仓库。

     

        为了减少经济损失,摄制组选择了折中方案,把亚非拉等国的舞蹈全部删去,增加中国各民族舞蹈的内容,以片名《彩蝶纷飞》问世。

     

        1982年,时值东方歌舞团成立20周年团庆,他们提出让《东方歌舞》影片早日问世,朱今明获悉后十分欣慰,立即向生产办公室提取影片,但片库里却再也找不到《东方歌舞》的踪影。在那场十年浩劫中,影片不知沦落何方。

     

        1979年,为缅怀郭沫若先生逝世一周年,朱今明将北京人艺的优秀剧目《蔡文姬》搬上银幕。该剧是郭老为国庆十周年献礼而作的大型话剧,自1959年开排以来已演出三百多场。

     

        郭沫若为此剧倾注了心血,塑造了女诗人蔡文姬的丰满形象,把自己“相似的感情”赋予人物。朱今明为了运用电影艺术还原这“相似的感情”,彻夜阅读原著,悉心体察女诗人的内心矛盾和思想感情,赋予电影史诗般的艺术风采。

     

        继《蔡文姬》后,朱今明又导演了作家白桦编剧的《孔雀公主》。剧本取材于傣族民间神话故事,拍摄神话片,是他早年在苏联学习时就想探索的领域。

     

        朱今明认为,要将神话融于生活之中,使两者有机结合,宜虚则虚,宜实则实,实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这是他在整个影片创作中所要追求的突破,他给自己立了新的目标,并凭借实力和团队合作实现了当初的设想。

     

        当时的社会氛围更看重反映社会伦理的政治大片,对影片赋予的抒情浪漫并未在意,但《孔雀公主》却在国际上赢得了赞许。有位叫林京的新加坡侨胞写来热情洋溢的信称,“该片在编辑、导演、表演、舞蹈、配音、音乐、美工、布景、服装、灯光等方面的精湛程度都是无可争议的,富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创新力……这部片子教育人们怎样做勤劳、正义、有利于人类的人,怎样同阴谋伪装进行不妥协的坚决斗争,怎样为维护人类和平而努力。”

     

        与观众的热爱相呼应,《孔雀公主》在1983年获第二届马尼拉国际电影节特别奖和捷克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儿童故事片首奖“水晶蝴蝶杯奖”,同时获得了国内特技摄影的金鸡奖。

     

        晚年的朱今明尽管退休在家,但似乎一刻都没有离开他挚爱的电影事业。要么手捧剧本,要么观摩新片,要么和友人讨论电影艺术。他说,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创新精神不可无,他不愿走老路,不愿重复自己。

     

        1989年6月10日下午1时40分,朱今明因心脏病突发,经抢救无效,带着未竟的艺术之梦永远离开了他深深眷恋的世界。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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