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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5年10月21日 星期三

    会议传真

    加强社会治理创新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中英社会治理现代化研讨会述要

    作者:赵秋雁 杨丽 《光明日报》( 2015年10月21日 16版)

        日前,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院共同举办的“首届中英社会治理现代化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国、英国、丹麦的中外智库专家60余人,围绕食品安全、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劳动关系、人口老龄化等前沿热点问题展开深入研讨。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历史性课题

     

        国务院研究室原主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院长魏礼群指出,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带来诸多新的社会问题,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强化制度创新,改善治理结构,扩大社会参与,充分发挥每一个社会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已成为一种全球性趋势。欧盟2020战略的中心任务就是加强社会治理。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与世界各国一样,在社会治理领域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在我国,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社会治理,为形成和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治理制度进行了不懈探索和实践。经过三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改革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仍较为突出,社会治理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法律政策、方法手段等方面还存在许多不适应的地方,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任务尤为繁重艰巨。某种意义上,当今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的复杂性、艰巨性是人类社会空前未有的。这要求我们通过科学的、实证的方法,对当今世界和中国社会的治理变革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周作宇将“首届中英社会治理现代化研讨会”视为“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建立基于社会共治的食品安全治理体系

     

        与会专家认为,当前中国食品安全治理面临四大挑战:用占全球9%的耕地面积养活占全球22%人口的数量安全挑战;作为全球进口食品最多国家的质量安全挑战;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污染挑战;所处历史发展阶段带来的挑战。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综合司司长孙梅君认为,食品安全在中国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不仅是民生问题、经济问题、生态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与会专家认为,中国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建设取得显著进展,体现在制定实施“史上最严厉”的食品安全法与配套法规、对分散配置的食品安全监管职能进行全面整合、初步建立与国际接轨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基本实现与国际社会在食品安全领域的“常态对话”等。中国将继续加强食品安全体系建设:建立更加严谨的标准体系,尤其是农药兽药残留的限定标准等与国际接轨;建立更加严密的法律体系,并严格实施;建立更加高效的监管体系;建立更加有力的技术支撑体系;建立主体更加明确的责任体系;建立更加有序的社会共治体系。

     

    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提升志愿服务能力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副研究员罗德怀特别肯定中国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人道救援行动中的优异表现,认为拟施行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对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运营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强调智库交流在外交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与会专家基于中国知网(CNKI)2000—2014年研究生论文数据研究发现,社会组织领域的研究生学位论文逐年增加,资源、绩效、组织发展、组织内关系、组织与环境的关系等研究主题呈现不同阶段的特点,社会组织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正在逐步形成。

     

        中国志愿服务事业经过20余年发展,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了独特的扶助、疏导、教化和凝聚等功能,但也存在“志愿失灵”现象。文化同根同源的中国台湾地区避免“志愿失灵”的实践可以为我们提供一定的借鉴:形成基于历史沉淀、感恩、宗教的慈善文化,制定并有效实施《志愿服务法》及相关配套制度,实现较高的民众慈善认同度和参与度;建立多主体、全领域、创新度高的慈善救助模式,有效防止慈善特殊主义;不断完善董事会制度、领导人个体自律及成员的自组织化等,有效规避慈善家长制作风;运用完善的培训制度、评估制度和激励制度,不断提升志愿服务专业化水准。

     

    以工会为纽带建立和谐产业关系

     

        过去40年的经济全球化进程所导致的工会会员数量骤减、工会集体谈判力量下降、工会在总体经济政策尤其是产业关系政策方面的影响力明显下降等问题,引发了世界性思考和研究。中国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农村社会到城市社会、从相对封闭的经济体到加入全球化经济等几次转型,工会面临的挑战尤为严峻。

     

        与会专家提出“制度化过程下人际信任与系统信任双向转化”的研究框架,在控制个体社会经济特征和个体层面人际信任后,组织内部制度对“个体—组织层面”的系统信任度仍有重要影响。工会制度对于员工组织系统信任的提高能够产生积极的影响,但只有工会制度还不够,还需要员工亲身参与,才能切实发挥效果。工会最佳实践案例也表明,全球化特征将使工会研究和实践受到持续和热切关注,更好地发挥工会维护会员和职工利益的作用。

     

        与会专家还基于对建筑业的实证研究分析了现行安全生产体制的弊端,探讨了灵活化的雇佣关系对现行安全生产管理体制的影响,提出创新安全生产治理体系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呼吁工会在健全工作场所安全机制这个前提性和基础性的环节上发挥更大作用。

     

    建立家庭化与去家庭化相结合的混合养老体系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人口老龄化挑战尤为严峻。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仍比较低、户籍制度存在城乡差异,且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批农民工进城工作,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急剧增多。

     

        与会专家基于2010年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联合采集的80000多户家庭的数据研究发现,约22.1%的家庭有65岁以上的老人;人员流动对不同婚姻状况老年人家庭的影响不同,农村丧偶老人的家庭成员流动率最高,达32.6%;留守与非留守、独居、空巢、隔代等状况下,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和需求存在显著的差异。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返乡可能性非常低,而中青年的举家迁移与国家政策推动儿童就地享有公共服务使中国人口迁移日渐呈现携幼留老的趋势。

     

        与会专家强调,城乡社区的现实差异及人口流动对家庭结构带来实质性影响,迫切要求家庭与国家在养老问题上寻找最佳平衡点。中国适宜采取混合养老方式(家庭化养老与去家庭化养老混合),一方面,通过社会政策鼓励以家庭为基础的个人照料,另一方面,在农村提供更多诸如养老金、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逐渐去家庭化。虽然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非常迅速,但传统孝道依然持久且颇具影响力。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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