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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5年08月04日 星期二

    逐梦中国·濠江杯·我的读书故事·征文

    《我的探险生涯》伴我做“牧马人”

    作者:杨镰(北京) 《光明日报》( 2015年08月04日 11版)

        解放初,我的父母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任教。从北大幼儿园、北大附小、北大附中(初中)直到人大附中(高中),我都在中关村附近上学。1966年该考大学了,红卫兵走上了街头,从此无书可读,无学可上。1968年,新疆的伊吾军马场在北京海淀区、丰台区招收了108位高、初中应届毕业生。我是其中之一。我们离开家乡北京,不远万里前往天山脚下做“牧马人”。

        即将离开北京,我准备了唯一一件行李,一个帆布箱子,里面装的主要是书籍。装好了书,箱子已经满满当当,母亲在书的上面硬塞进一条毛毯。这一箱书,其中有我正在阅读的《聊斋志异》、俞平伯选注的《唐宋词选》、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四册),中学期间看过并且爱不释手的《奇婚记》《圣彼得的伞》《船长与大尉》,一直想读但没有机会去读的《苦难的历程》《日瓦戈医生》,以及那本恐怕是影响我一生的斯文·赫定的《我的探险生涯》(《亚洲腹地旅行记》)。

        尽管时过近半个世纪,对于那些书籍我记忆犹新,它们曾是伊吾军马场的北京与乌鲁木齐知青们共同的精神食粮。

        斯文·赫定的《我的探险生涯》,是父亲的好友冯至伯伯赠行之物。临行前,我向冯伯伯告别。听说我去新疆,他特意送给我这本书,并且说:“这是瑞典人斯文·赫定写的在新疆的探险发现。工作之余你读读,可以加深对新疆历史文化的认识。”从此,这本书就伴随我从北京前往新疆,又从新疆返回北京,成为我进入丝绸之路核心区域的“通行证”。

        当时在伊吾军马场,有数百名知青,其中我以读书多、藏书丰闻名。书,是知青的精神财富。除了从北京带去的书,无意中我还发现了军马场的地下“图书馆”。

        有一段时间,我曾被借调到军马场场部协助宣传部门工作。分配给我的临时宿舍原来是库房,房间里有两个拼在一起的大木箱子,那是我的床。一天我正准备挪挪木箱,意外发现里面全是书:“破四旧”期间从全场职工家里收缴的“毒草”,都存在其中。当晚,我抱着钱锺书的《宋诗选注》进入了梦乡。

        随我奔赴新疆的那一箱子书里,有俞平伯的《唐宋词选》,那是俞平伯先生送给我父亲的一册校样。而游国恩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其中重要段落我在到达新疆之后的不多日子里已经可以背诵。游先生是我家的邻居,自幼我就经常面聆教诲。这样,宋诗、宋词,成为双璧。那之后,我开始自视为钱先生、俞先生、游先生的“私淑弟子”了。

        在远离家乡的军马场做“牧马人”,环境陌生、工作艰难,时间却相当宽裕,那两只大木箱就像两个宝库,成为我的精神家园。条件艰苦,不在话下,有书可读,则决不会感到孤独寂寞。天山、巴里坤草原、松树塘、古道人家……是我们的“课堂”,老师则在心中。只要你想学习,就不缺什么了。书籍,是我们与家乡、学校的结系部位。

        大木箱里的丰富书籍,是新疆历史文化的“教材”,其中有《左文襄公在西北》《中国经营西域史》等在北京也难得一见的名著。我们这些“牧马人”在每六天之中,只有两天要追随马群放牧,其他时间则是看守马圈、巡视牧场。有书可读,不仅提升了我们的精神境界,也等于进入了新的教室。

        唐代文学家韩愈有一联古诗云:“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读书,在我来说等于是接受“再教育”的标志。

        自从到新疆成为名副其实的“牧马人”,我就逐步进入了双重的学术领域:中国古典文学文献研究、丝绸之路西域区域的研究与考察。书,是这一切的立交桥与指路牌。

        今天再回忆起这一切,我仿佛重新走上了丝绸之路,天山脚下的军马场不是此生学习的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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