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我真的哭了

    听到廖静文女士去世的消息，心里一紧。虽然在工作中多次与她见面，但真正面对面的采访，只有1997年6月23日下午在徐悲鸿纪念馆的那一次。

    当时，报社正在做一个关于国歌的系列报道，派我去采访廖静文。接到任务是6月20日下午，那是个周五，要求周日交稿。傍晚，我拨通她家里的电话。说明身份和采访意图后，她说：“我耳背，电话里听不清楚，不能电话采访。”我表示如果她方便可以登门。不料她道：“我周末的时间是儿孙的，平日大家都忙，只有周六、周日能聚在一起，我很珍惜，绝对不能占用。一定要采访，就改到周一吧。”她语气很温柔，态度却十分坚决。我再三说明，周日要交稿，希望她能支持。我的“死缠烂打”终于让她“忍无可忍”，她说：“你们年轻人能考虑一下我们老年人的心情吗？天伦之乐对我们有多重要，你们能理解吗？”我还来不及反应，电话已被挂断。

    不死心的我向报社请求稿件拖延至周一交，获准。6月23日周一上午，又费了一些周折接通了廖静文在徐悲鸿纪念馆办公室的电话，约好下午2点15分在纪念馆接受15分钟的采访。

    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我特意穿了一套正式的服装。那天，北京最高气温38摄氏度。下午2点10分，当我换了三趟公交车到达徐悲鸿纪念馆时，汗水已将我变成了“湿人”，汗珠顺着脸颊不停地淌。纸巾早已用尽，只能用同样潮湿的手抹一下。

    一位工作人员把我引进接待室，那里没开空调，因为“廖女士怕冷”。他还再次强调，廖女士很忙，采访时间只有15分钟。

    廖静文走进来，和电视里看到的样子差别不大。时间太紧，我连寒暄都省了，直奔主题，请她讲讲国歌诞生的历史。我说话时，她侧过脸，用一只耳朵靠近我，她说：“对不起，我耳背，这样能听清楚些。”

    这个话题，她应该是很熟悉了，几乎不假思索就开始讲。我一边听一边记。汗水依然不断地从额头滑落，其中一滴竟然流进了眼睛里，泪水直流——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廖女士以为我被感动了，态度随之起了微妙的变化。她不再像如数家珍般地复述，而是稍稍抬起头，眼睛盯着窗户上方的某个角落，似乎进入了回忆。她给我讲《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过程，讲这支歌曲对当时爱国学生的激励作用。她讲了好些细节，有些场景描述得十分详细，把我也带入了当时的情境，不知不觉中，手中的笔就停了，整个人都沉浸在她的讲述中。

    说起当年面对国难，学生们的爱国行为不仅得不到当局的支持，反而被迫害时，廖静文的情绪有些激动，面部表情和动作都多了起来。当她说到爱国学生们手挽手、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游行，用年轻的胸膛对抗军警的高压水枪时，眼里有荧光闪动。“对不起，我有点激动。”她掏出纸巾拭了一下眼睛，也递给我一张。这时我才发觉，自己也早已泪眼婆娑。原来，我真的哭了。

    最终，约定的15分钟采访，变成了一个半小时的讲述。6月24日，本报刊发了我采写的《廖静文女士讲述〈国歌〉由来》。

    （本报北京6月17日电 本报记者 李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