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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5年06月17日 星期三

    “一定要把思想、理论是非扭过来”

    ——忆杨西光同志一九七八年在中央党校片断

    作者:刘云耕 《光明日报》( 2015年06月17日 05版)
    1979年7月26日,杨西光(左二)在光明日报三楼会议室接待圭亚那新闻团。
    1978年杨西光(左二)在吉林延边参观朝鲜族家庭。
    1978年7月杨西光到吉林了解情况。

    图片均为光明图片

        我和杨西光同志是在中央党校相识的。1977年3月,粉碎“四人帮”不到一年,党中央决定恢复中央党校,华国锋同志任校长,胡耀邦同志任副校长。当年10月9日,中央党校隆重举行复校后的第一期开学典礼。杨西光同志作为上海地区的省部级领导,参加了中央党校一部学习。我当时在上海市“五七”干校,作为上海地区选派的理论班学员,参加了中央党校三部的学习。当时中央党校袭用了原来的组织机制,所谓一部,就是省部级干部班,二部是厅局级干部班,三部是理论干部班。因为杨西光和我都是上海地区学员,所以就相互见面相识,后来慢慢熟悉了。我们一起在中央党校大礼堂参加了开学典礼,还拍了一张千余人的开学典礼集体照,照片约有一米长,照片上的很多中央领导同志如今已故,我至今珍藏着。

        杨西光同志那年已经62岁,我知道他经历十分丰富,从福建省委宣传部长的岗位上调入上海,到复旦大学任党委书记,“文革”前一年出任上海市委候补书记,可谓资历很老的省部级领导。而我才30岁。他十分亲和,没有架子,经常把我和理论班的另外两名上海学员叫去,到他的房间里,倒杯茶聊天。一部学员的房间比我们三部学员的房间大一些,但他的房间看上去仍然很挤,桌上、床上全是书,除了中央党校的大字本教材外,他自己还备了很多很厚的书,有的是工具书。他关心的话题很多,谈得最多的是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发表的一些文章,我发现,他对每篇《理论动态》文章都非常认真地研读过。有时他会很自豪地说起文章中某个观点他与胡耀邦同志还曾讨论过,胡耀邦同志吸纳了他的意见。现在回忆起来,我觉得杨西光同志虽然在“文革”十年中受到迫害,但思想依然十分敏锐清醒。他非常愿意倾听我们年轻人的意见,并且会不时地插话、提问。“文革”十年,很多思想理论问题被“四人帮”颠倒了,搞乱了,很多人都弄不清楚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即使明白人也慑于“文革”阴影常心有余悸,不敢阐明。胡耀邦同志为了使学员在学习讨论中解放思想,消除顾虑,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在中央党校实行“四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这“不装袋子”也是胡耀邦同志的发明,学员不必担心因言招祸,被装进学员档案袋。

        杨西光同志对一些思想理论问题很感兴趣,常常问我们怎么看。甚至还会问到,其他省市的学员怎么看。他说,其他省市与上海情况不一样,所以想法也会不同,了解了各省市学员的不同想法,这有助于了解国情。我至今还记得,他问我们,“四人帮”形“左”实右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要我们罗列一下。我们几个上海学员当时没有准备,便你一言我一语地凑了几条,他要我回去准备一下,把三部理论班学员的讨论情况汇总后送他一份。我回去后很认真地归纳了各种观点,整理好一份材料,晚饭后又匆匆送到他房间里,他很高兴。

        1977年2月7日,当时的“两报一刊”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此文指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两个凡是”出台不久,邓小平同志就在党内公开批评它不对,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他郑重提出,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科学体系,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

        当时的中央党校,可谓是中国拨乱反正的前沿。胡耀邦同志时任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他思想解放,一身正气,在学校里威信很高。我有幸聆听过他多次讲话。他的报告形象生动,讲到精彩处还在台上来回走动,有时会情不自禁地辅以身体语言。我印象十分深刻地记得,他说,马克思坐过飞机吗?恩格斯看过电视吗?列宁、斯大林穿过“的确良”吗?他边讲边用手指捏了捏自己穿的短袖“的确良”衬衫。中心意思就是一条,时代变化了,不能照搬条条,搞“两个凡是”。

        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创刊于1977年7月15日,5天出一期,每期都由胡耀邦同志亲自定稿。创刊初期,《理论动态》发表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好文章,我们近水楼台先得月,是最先的读者,也是思想理论上拨乱反正的最先受益者。杨西光同志后来到《光明日报》任总编辑,有大无畏的政治勇气,组织修改和决策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发了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对于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与他在中央党校参加学习的这段经历是分不开的。

        杨西光同志是1978年3月被任命《光明日报》总编辑的,那时他在中央党校的学业尚未结束。他虽然身体很弱,但精神振奋,在报社和中央党校穿梭往来,工作学习两头兼顾,十分繁忙。4月30日,一部学员正式结业,他赶来参加了结业典礼。我怕日后会面机会更少,会前特意赶到他座位前与他握手问候,他高兴地问了我们理论班的学习情况。我告诉他:“我们要到年底结业,今天是列席一部的结业典礼。”

        在这次结业典礼上,胡耀邦同志作了非常生动的主题报告,我翻出了尘压发黄的当年的笔记本,虽已时隔37年,至今读来仍觉得十分亲切、动情。胡耀邦同志对结业后即将奔赴工作岗位的600多位一部、二部学员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回到工作岗位后,一定要用一切方法,千方百计,把思想、理论、路线、作风是非扭过来,扭这个是非是个大问题,今年下半年,明年一年,就是扭这个是非!”

        11天后,《光明日报》刊登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振聋发聩(今天的人们可能不会理解当年的感受),《光明日报》也因此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正如何东平总编辑在纪念杨西光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所说:“这是《光明日报》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标志性事件,也是杨西光同志一生中最大的亮点。”我觉得,这篇文章的诞生不是偶然的,是这一社会变革时期的历史产物,是落实胡耀邦同志“一定要把思想、理论是非扭过来”要求的具体体现,是杨西光同志在中央党校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学习成果。回忆这段历史,既寄托了对杨西光同志的崇敬和怀念,也希望能对《光明日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诞生背景作一个侧面补充。

        (作者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本文同日在《解放日报》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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