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与先秦文学研究

    自上个世纪中叶以来，一大批有关先秦两汉的珍贵文献的出土，极大地丰富了先秦文学的内容，多方面地推进了先秦文学研究的发展。

    本期所刊出的三篇文章，从三个方面对此进行了评述。陈桐生教授讨论了出土文献对于先秦散文史研究的重大影响。“郭店简”和“上博简”中一批儒家文献基本上属于战国中期以前的著作，时代处于孔孟之间，其价值大致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弥补了从孔子到孟子之间的儒家学派传承的中间环节，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其次是弥补了从春秋后期到战国前期中国对话体散文写作发展过程的缺失，具有重要的文学发展史意义，其价值之大不言而喻。张树国教授从《上博简二·子羔篇》记载的孔子与学生子羔关于禹、契、后稷感生神话的对话中，引发出一个重要的文化史问题：关于后稷神话的生成、与农业祭祀的关系，以及周代郊庙制度的形成问题。这说明，出土文献的价值，不仅在于为先秦文学补充了新的作品，而且可以充实和深化我们对于中国文化史上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黄灵庚教授从多个角度概述了出土文献对于当下楚辞研究的推进，从文本的校订、字词的考释、作品真伪的判别到礼仪文化制度的认识和对楚史的重新了解，展示了出土文献对先秦文学研究的多方面的影响。

    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三篇文章在利用出土文献研究先秦文学的过程中，都将其与传世文献进行了充分的比较分析，在将二者互相印证中充分发掘了各自的价值。从文学史的角度讲，七十子后学的散文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是商周对话体散文与战国诸子百家散文之间的过渡形态，由此而修正了先秦散文史框架。《子羔篇》记载的孔子与子羔关于禹、契、后稷的对话，进一步证实了始祖神话在三代国家祭祀中的重要意义。而出土文献之所以在楚辞研究中有重要价值，恰恰是因为它从多层面多角度地帮助我们解决了楚辞中的一些疑难问题。这再一次证明了传世的先秦文献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也说明出土文献只有在与传世文献的互补中才能进一步突显其珍贵性。它同时说明，对出土文献的充分重视，是当下从事先秦文学研究的要务。但是，如果不以传世文献作为治学之基础，不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进行比对研究，那么，出土文献的价值也将大大降低，所研究的问题以及其研究深度也将受到极大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