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爱好者的额外享受

    要给一套三卷册，厚达860页，但却只涉及三种兰花的《檀岛花事》一书写书评，对于一名兰花圈内从业者来说，无疑是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但我还是乐意接受这个挑战，该套书从头至尾浓浓的植物气息深深地吸引了我。尽管我自认为有一定的植物分类学工作经验和背景，但2011年我在夏威夷的十几天里却几乎没有关注过岛上植物种类的多样性。正在为没有关注夏威夷的植物而略感后悔之时，收到华杰教授的大作，自然非常高兴。

    该书涉及许多植物识别和鉴定方式。最为常见的是“按书索骥”式，在本书中，华杰教授用得最多的参考书应该是两卷本《夏威夷开花植物手册》以及《夏威夷蕨类和拟蕨类》。这种识别和鉴定方式需要对一些植物形态学专业术语有所了解。第二种植物识别和鉴定方式则为目标物种搜索式。在《檀岛花事》一书中，作者对一些特有植物物种的寻找，如剑叶菊属植物，就是一种典型的目标物种搜索方式。该方式需要事先了解访问地区的特征性植物种类及其鉴别特点。第三种方式是印象搜索式。本书作者在夏威夷刚下飞机看到的所谓“椰子树”的识别以及在都乐街见到的榆科异色山黄麻（第91页），都是用这种方式鉴定出来的。当然在《檀岛花事》书中作者还独创了一些不常见的识别和鉴定方法。但我更感兴趣的是作者描述和展示出来的通过不同方式识别和鉴定出植物种类后所带来的不同感受、心情和心得。我自己在湖南新宁工作期间，主要利用《中国高等植物图鉴》作为参考书，对新宁的植物也做了一些识别和鉴定的工作。每鉴定出一种植物时都有别样的感受和心情，但就是无法用语言和文字表达出来。因此，每每读到《檀岛花事》中的情景时，我都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前段时间，我国植物分类学界对于中国目前植物分类学的状况和相对学术地位展开了一些有意义的讨论。有关植物分类与植物识别和鉴定的关系却很少被关注。我在湖南新宁县林业系统工作期间，其中的一项工作就是调查新宁县境内的植物资源或植物区系。这项工作需要大量的植物识别和鉴定。当时我对植物分类与植物识别和鉴定之间的关系认识不是很清楚，准确说应该是将二者视为完全一致的事情。在野外考察时，有时我会和我父亲罗仲春（他那时是新宁县林业系统的高级工程师）一起上山采集植物标本。有几次在采集苦苣苔科，特别是采集唇柱苣苔属植物时，我觉得一些与蚂蟥七（唇柱苣苔属一种广泛分布的物种）差不多的植株，我父亲却认为不一样。后来的标本经王文采院士鉴定，确实是新的物种。木兰科含笑属植物，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我父亲一直在新宁林业系统工作，在新宁的5个国营林场都工作过。国营林场的位置都很偏远，医疗条件很不完备，无奈之下，父亲只好自学草药的识别和鉴定，以解燃眉之急。这样一来他对植物的识别和鉴定就慢慢积累了很多经验，对植物的形态特征的感觉就比我敏锐得多。我一直认为自己无法超越父亲的植物分类功底。但当我在陈心启老师指导下完成我的硕士论文（《中国百合科贝母属植物的分类修订》）后，我慢慢明白一个道理，即我父亲只是对新宁县这个地区的植物种类开展识别和鉴定，并不意味着他的工作就是植物分类学工作。从开展植物种类的识别和鉴定到植物分类学需要增加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需要懂得国际植物学命名法规，另一方面需要平衡所研究的植物类群形态性状的变化幅度。毫无疑问，这种平衡是一种主观过程，尽管可以利用很多客观技术，如生物统计学以及其他各种技术手段来扩大性状来源，帮助更好地实现这种平衡。这也许是分类学不断受到怀疑和质问的原因之一吧。局限于某一区域显然是无法全面把握这种平衡的分寸。因此，我现在知道父亲是一个杰出的地区性植物识别和鉴定的人，但不是一个植物分类者。我相信《檀岛花事》的作者华杰教授与我父亲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至于植物识别和鉴定活动本身就是博物学的一部分，这个认识则是结识华杰教授后才领会到的。此后，又拜读了华杰教授的《天涯芳草》等书籍，我慢慢明白植物的识别和鉴定活动可以和人的情感、情绪、信仰以及社会环境等许多人文活动联系起来，从而构成博物学的一部分。在《檀岛花事》一书中，可以看到许多这种意境，这些收获至少对于我们这些所谓的有植物分类学专业背景的人来说也是一种额外的享受。

    （作者为中国植物学会兰花分会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