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其昶的民生观

    传统社会发展至清末，吏治腐败，社会黑暗，内忧外患，民不聊生，民生问题日益突出。生于“世变之大，亘古未有。内忧外患，迭至环生”之时，桐城派代表人物马其昶虽以文学负有盛名，却无法置民艰于不顾。他连续上万言疏，痛陈民生凋敝之现状，缕析民生凋敝之成因，寻求民生解决之良方，忠恳痛切之言，可谓针针见血。

    历朝历代，未有不重视民生的，历代君主希冀通过改革和变法不断改善民生，但是，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民生问题从未也不可能真正得到解决。清末，内忧外患，民生凋敝已成极致。马其昶在文集中这样描述当时的社会现状：“民间膏血已罄，重以各项新政之加捐，铜元之耗折，物价腾踊。富者趋于贫，贫者至不能存活，流离满途”。整个社会已如槁木之人，剥削至尽，只有外壳，无精气神，社会普遍穷困，而最苦的是农民：“今日之四民，至穷者，农人也”，因为除了人祸，又有天灾。“去岁（1909年：作者注）南方收成歉薄，并非巨荒，而臣之里中已有全家饥饿赴水而死者”。民生困苦无可复加。

    民生如此凋敝，原因何在？晚清政府为了挽救危局，也曾施行新政，定九年立宪之期：“罢科举、兴学堂、奖游学、设巡警、广征兵、劝工业、启商会、变刑律、改官制、开谘议局、许地方自治。”一系列新政措施不可谓不全，这些措施对传统制度予以很大的纠正，具有一些进步意义。然而当时清朝政府财政困难，又有强加于中国的巨额战争赔款，学者统计“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签订的《辛丑条约》中规定清政府被迫承担空前巨额的战争赔款，即‘庚子赔款’，总额为关平银4.5亿两，年息4厘，分39年清偿，本息合计为982238150两”。面临如此重大的财政危机，“夫办事必先筹款，度支无款应付，固一事不能举行”。实行新政，耗费何止千万，仅靠国家财政收入，可以说是杯水车薪，款从何来，马其昶是一清二楚，“度支无款也，则索之于督抚；督抚亦无款也……督抚无款而事又非款不办，则其所应付者，仍是多方搜刮虐取于民耳”。从国家至地方，层层盘剥，以至民生维艰。

    在马其昶看来，民生困厄，不仅仅是遭遇了巨大的财政危机导致，而且与当时朝廷“凡事务其虚名，而百姓受其实祸”不无关系。马氏解释道：“今言新政者，未尝不以取法东西国为辞，然外人行之皆有效，吾国行之则皆有害，何也？此其咎在人，而不在法。”可见新政本身没有问题，原因在实施新政之人。正如马其昶所指出的“不以实心行实政”，而所谓“新政”在马氏看来亦不过是虚名而已，“今执狐疑之心，行敷衍之策，以朘民之生，则号为新政者，直可断之曰：有名无实”。马氏进一步分析新政之弊：“夫变法，大事也。立宪政，尤创举也。今欲变法而创古今未有之举，而上下承以敷衍之心，臣诚不知其可也。旧政之失，失之因徇。新政之失，失之纷扰。日日为民谋所以生而实迫之以死。”

    如何解决困顿之局面，改善民生，马其昶认为“实行新政首戒搜刮民财”，因为在他看来民生之厚不厚，则财为之也，无论何时，当政者都应该惜财以养其民。如何养民，具体来说就是政府应“悯闾阎之疾苦，而罢去苛细之征，休养生息。民力渐苏而后整军经武，力图自强”。清末连年战争，赔款不断，天灾人祸，百姓流离失所，无论实行什么政策，如何使百姓休养生息均是政府首要考虑的，即如马其昶所说：“政无论新旧，要以养民为主。”至于实行新政所需财政，马其昶指出应“力挽近时浮靡浪费之习，先求节流，乃言开源。开源之道在兴实业，搜刮民财非开源也”。兴办实业可以解决百姓就业，可以开源，先节流，再开源，可谓正道。马其昶认为兴办实业也只是权宜之计，要真正解决困顿，扭转时局，改善民生的根本之法在于“反本”。他说：“以中国土地之广，人民之众，未尝不可以强，不可以富，道在反本而已。”何谓反本，马氏解释为：“明伦、立教，以忠孝之道为归。”作为名儒，马氏认为国之为国，必须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本归。然自晚清以来，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诸多学者将救国之良方归于西学，全面摈弃中学，马氏对此颇有微词，“今之论者，抑又甚焉。视三纲为桎梏，等六经为弁髦”，马氏承认西方科技重要，却不是立国之本，“治船礮，通工商，尚技勇，虽曰当务之急要，非其本也。向使专务富强，置人伦道德于不顾，则是举天下唯利是趋，强凌弱，众暴寡”。如何“反本”，马氏认为：“所谓根本之计者，君以民为本……而为人君者，何以能生民而不陷民于死，则学为之也。”马氏以民生为归，提出了“反本”之法在于学，学习儒家伦理道德，学习儒家之经典，只有这样，“人君有学，然后能知人用人，能知人用人然后刑赏当而贤才出；刑赏当，贤才出而后可以革新天下之政而民得所养，民得所养而用其暇豫之力以共谋生聚，是谓真富，作其尊君亲上之心以并力御侮，是谓真强”。马氏在这里勾勒出一幅通过君学下效达至国强民富的理想社会的图景。

    （作者单位：桐城派学术研究中心，本文为安徽省社科联资助课题“桐城派民生观及其实践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