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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以“中国梦”为主题的影视作品众多，但不少作品总是难以摆脱标签化、形式化、脸谱化的藩篱。如何让“中国梦”的思想内涵以生动具象的方式走进人们心中是广大文艺工作者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可喜的是，由幸福蓝海影视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润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电视剧《生命中的好日子》，在“中国梦”的文艺表达上，进行了一次成功而大胆的尝试。该剧走出了传统的类型化创作套路，通过二十年中四个家庭的变迁和几个主人公命运的沉浮，成功缩写了一部当代中国的断代史。为了总结该剧的思想内涵、艺术特色和创作得失，同时也为“中国梦”题材影视剧创作积累经验，1月15日，本报联合《生命中的好日子》出品方共同举办作品座谈会。与会人士指出，该剧的成功创作不仅是“中国梦”题材影视剧创作的一大突破，也标志着中国电视剧现实主义创作传统的回归。
把国富民强的民族梦想与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个体梦想有机结合在一起，并通过打动人心的故事呈现出来，从而让“中国梦”的内涵要义如春风化雨般走进观众内心。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李准用一句话概括了他对《生命中的好日子》的理解：中国梦的众人画卷和精神赞歌。该剧把国富民强的民族梦想与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个体梦想有机结合在一起，并通过打动人心的故事呈现出来，从而让“中国梦”的内涵要义如春风化雨般走进观众内心。可以说，该剧为“中国梦”的艺术表达积累了成功经验，对同类型影视剧的创作具有启示意义。全剧围绕主人公探索与追求、寻梦与圆梦展开，在这个过程中，多少恩怨情仇、多少世事沧桑，随着悠悠时光的流转，最终都化为对生活的感恩和祝福。《生命中的好日子》形象地反映出只有推动时代前进，只有在追求和实现新的梦想中，才能走出个人和家庭的历史恩怨，才能走出历史的沉重。剧作在讴歌梦想的同时，也尖锐地指出欲望是把双刃剑，揭露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种种不道德，这对当下生活具有强烈的警示意义。
在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看来，《生命中的好日子》通过几个家庭把个人的人生经历同家庭之间的和谐历程与国家改革开放的历史命运融为一体，实现了用一部电视剧来表现这个时代的风貌，来引领这个时代的风气的目的，实现了有思想的艺术与有艺术的思想的统一，是一部情怀灼人、情节引人、情感动人，在当下电视剧生态环境中由“高原”向“高峰”攀登的力作。作品除了正面表现改革开放以后以韩墨池为代表的返城“知青”的人生故事和精神轨迹，更生动地表现了新时代个体的梦同国家的梦、民族的梦是如何实现交融的。全剧讲述了“50后”一代人的成长史、创业史和心路历程，在带给观众感动、启迪和鞭策的同时，也让人们深刻感受到，个人的奋斗目标同国家民族的复兴目标是始终相连的，个人的梦想只有置于时代的背景中，才会获得浓重的底色。
人民日报海外版原总编辑丁振海进一步用“六美”来阐释这种“中国梦”的艺术表达。他说，《生命中的好日子》通过韩、李、周、吴四个家族20年的恩怨情仇，折射出历史的进步，同时也通过普通人情感命运的变迁，为观众讲述了时代给我们机遇，奋斗成就梦想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感和现实意义的道理。同时，剧中透露着理想之美、事业之美、人性之美、爱情之美、理解之美、和谐之美，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挖掘年代剧中弥足珍贵的东西，并且用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对当代观众进行精神反哺。
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刘玉琴说，《生命中的好日子》对改革开放20多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历程做了别致的艺术呈现，是改革开放的颂歌。该剧的选题本身具有历史的纵深感、时代的大视野，站位高，立意远，从“知青”返城、恢复高考写起，通过普通家庭和普通人物在这个历史时期的颠簸起伏，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发展变化，实现了家事、国事的命运与时代发展紧密相连。当下的电视荧屏存在两个极端，要么是回避当下社会现实的宫廷戏、古装戏，要么走青春时尚路线，完全回避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生命中的好日子》选择“文革”结束到香港回归这段离我们较近的历史作为叙述故事的时代背景，直面了这一段特殊、复杂的历史与现实，体现了全剧主创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云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金认为《生命中的好日子》是一部现实题材的大型史诗剧。该剧把现实题材和年代戏完美结合，全景呈现了“知青”一代的“如歌岁月”，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群体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的探索与追求，反映了重大历史事件和重大历史转折中的你、我、他。该剧从“后知青”时代展开“中国梦”叙事，同时又能把集体性的“中国梦”和个人故事结合起来，将“中国梦”的故事顺畅地转化为个人故事，进而实现了对公共问题和国家忧患的发声。
电视剧的核心内容是故事，而世上最精彩的故事是关于人物命运的故事。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视剧管理司司长李京盛认为，《生命中的好日子》讲的就是这样的故事——个人命运和时代发展同沉浮、共荣辱的故事。他说，该剧是在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之后诞生的一部符合总书记讲话精神的优秀剧作，它继承和发扬了中国电视剧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实践证明，这种将个体命运与时代风云相结合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中国电视剧从诞生至今最成功的创作方法。另外，这部电视剧也是对当下电视剧创作中过度强调类型化的创作倾向的一种纠偏。李京盛说，并不是类型化的创作方法不对，而是由于一些电视剧过度强调类型化，使得故事和人物的时代空间布局过于狭小，比如有的家庭剧只讲家庭，有的职场剧只讲职场，有的偶像剧只讲时尚。这样的创作方法，过于剥离时代和社会背景，一方面使作品失去了反映时代、折射现实的功能，另一方面也会使作品缺乏思想深度和历史厚度。反观《生命中的好日子》，既是家庭剧，也是职场剧，还是年代剧，在多种类型的糅合中，使个体命运的讲述和家国情怀的表达实现了有机统一。
既是一部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的时代画卷，又是一部反映普通人精神命运的心灵史诗，两个叙事维度的交融契合，使得这部戏既“有意义”又“有意思”。
中国梦的艺术表达，其实质就是讲好中国故事。文艺报原总编辑范咏戈指出，讲好中国故事，关键还是要会讲故事。《生命中的好日子》的成功就在于述奇和诉情的完美结合。剧中，两代人“寻女”“认子”以及墨池、思存、柔嘉组成的“大三角”贯穿故事始终，形成叙事张力和令观众追剧的动力。错位的婚姻，复位的爱情在三个主人公间游刃有余地展现。墨池希望柔嘉过得好，但柔嘉过得并不好。而“强加”给他的思存，最后对他产生了感情。为了不耽误思存，他帮助思存复习功课考上了大学，而且一再要和思存离婚。主创会编故事，但其实更看中故事的内涵，并不是为了故事而故事。柔嘉和思存都是善的化身，思存对墨池始终怀有真情，她受到婆婆的冷眼、校园流氓的骚扰及各种误解，但她一直忠于自己的情感。而柔嘉虽然受到家暴，还是对自己的丈夫大勇关心感化。剧中柔嘉最后做了电视节目主持人，为许多人解决感情困惑。这些情节都体现出编导对情怀的追求。剧中墨池嘴上经常说一句话：“人可以被消灭，但不可以被打倒。”柔嘉也经常说：“爱情是勇敢者的游戏。”《生命中的好日子》不只是表现生活的表象，它对生活更有升华，将生活画面上升到了生活哲理层面。一部剧，做到有故事易，做到有情怀有哲思不易！
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秘书长王丹彦对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进行了进一步阐述。她说，所谓的“中国故事”不仅单指故事发生的背景，更指打着中国烙印的精神血脉、人物品格、情感表达、叙述方式。《生命中的好日子》把普通人对于过上好日子的质朴追求深深镶嵌进改革开放的时代画卷中，既见人又见事，既写情又写义，既传心又传神，可谓是一部以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相结合的表达“中国梦”的难得力作。该剧时间跨度长、场景变换多，展现了诸如“知青”返城、恢复高考、南巡讲话、改革开放、特区开发、香港回归等一系列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历史节点。在时间的顺次推移中，通过采用“小人物、大背景”“小情感、大生活”“小家庭、大国族”的叙事范式，致力于讲清楚广阔时代环境与个体人物命运、个人情感纠葛的双向辩证关系。此间所重点描摹的人物心理、行为与抉择的彼此差异以及亲情、友情、爱情的潜在变化，由于有了时代因素的参照而真实可信、感染人心。总之，这部电视剧既是一部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的时代画卷，又是一部反映普通人精神命运的心灵史诗，两个叙事维度的交融契合，使得这部戏既“有意义”又“有意思”。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曾庆瑞指出，《生命中的好日子》将中国文学艺术里面传统的家族叙事主题，成功地运用到敏感的“知青”题材中，并且融入了励志、青春等多种元素，这契合了当今观众的普遍社会心理和欣赏期待，是一种比较聪明的创作手法。同时，该剧人物形象数量多且涵盖广，在年龄阶段、文化程度、城乡分别、社会阶层等方面具有较大的差异化，这些都增加了作品内容的复杂性和剧情的可看性。在看似散乱的人物出场中，剧作重点展现的不是形形色色的人物群像，而是这些人物在不同的经历中完成的自我救赎、自我蜕变、自我超越的精彩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观众不仅目睹了人物命运的变迁，也感受到了人格的魅力和人性的光辉。尤为重要的是，该剧没有像当下有些影视剧一样，为了吸引眼球而陷入价值观错位、审美情趣混乱、历史观混沌的陷阱，剧中所体现的历史观、价值观、沧桑感、思辨性，说明创作者对生活、历史、人生具有独特的观察与思考。在当今五光十色、价值多样的电视荧屏上，该剧主创对传统价值的坚守和对艺术理想的追求，值得称赞！
“知青”一直是当代中国文艺创作中一道奇特的风景线。虽然《生命中的好日子》是关于一群“知青”的故事，但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尹鸿看来，该剧却没有传统“知青”题材文艺作品的那种“伤害感”，而是重点表现“50后”一代知识青年从改革开放的岁月中走过来，跟时代与国家命运共振的过程。过去的影视剧写知识青年，更多的是表现他们的苦难和所受的创伤，但这部剧从一开始没有讲苦难，讲述更多的是在苦难和创伤之后怎么面向未来，包括最后两位主人公几十年恩怨的和解也是在阐释这个主题——如果你面向未来，把命运控制在自己手里，生活中都是好日子，如果你在创伤中不能自拔，那可能好日子就会离你远去。整部作品用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讲述了富有张力的生命历程，全剧始终洋溢着一种奋发向上、勇于担当、宽容豁达、积极向上的精神基调，充满正能量。
独特的美感和韵味，正是来自剧中所塑造的一系列普通人的角色，这些角色构成了剧中别开生面的社会世相，也构成了当代中国的另一种文化图景。
“拍摄这样一部电视剧，我想绝不是为了简单的回顾和怀旧。”文艺报艺术部主任高小立指出了《生命中的好日子》这部电视剧的当下意义。剧中有那个年代高干子女的成长轨迹，有人在命运前的抉择，有青年人的创业勇气，也有年轻人的爱情故事，所有这些都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当代观众观看这部电视剧，不仅可以从中窥探历史的细节，更可以为当下的生活提供精神坐标。高小立进一步指出，该剧虽然不是战争剧，没有流血，没有牺牲；也不是一部苦情剧，没有身患绝症，没有壮举；更不是煽情剧，没有眼泪，没有大悲，没有大喜。但是，这部作品带给观众的却是平常日子的感动，因为剧中充满了中国式的幸福。
不同于高小立从剧中看出了当下的现实针对性，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戴清则从剧中咀嚼出了对历史的反思。她说，该剧最难能可贵的是在励志、成长的底色中，还开掘出了一份更耐咀嚼的历史反思韵味。比如剧中刘春红形象十分独特，演员的形象、气质、表演都恰到好处地演绎出了那个时代一类小人物的精神特征。这个形象的典型性是富于时代质感和审美新意的，也是近年来比较稀缺的反思“文革”、批判国民劣根性的艺术表达。再比如，剧中对陈爱华的把握也同样富有深意，很多时候她是善良的，但对亲人又有着很强的掌控欲，这从她对丈夫女秘书邵音的嫉妒到她对儿女婚事的干预都不难见出。由此，作品对“文革”中的挨整者与整人者就做出了较为深刻的精神拷问——很多人既是受害者，也是害人者，使“文革”之恶不断演化为人性之恶，最终恶化着整个社会机体并愈演愈烈。这一历史反思显然大大加强了该剧精神内涵的厚重感，也使作品突破了一般情节剧的窠臼。
对于一部成功的电视剧，除了动人的情节，成功的人物塑造也是必不可少的。《生命中的好日子》打动人心的地方，就在于塑造了一系列令人难忘的人物，精工细笔地勾勒出：时代如何塑造了人，人又如何成就了时代。在中国视协理论研究部主任赵彤看来，《生命中的好日子》独特的美感和韵味，正是来自剧中所塑造的一系列普通人的角色，这些角色构成了剧中别开生面的社会世相，也构成了当代中国的另一种文化图景。在这些角色身上，观众看到的既不是比自己好的人，也不是比自己坏的人，而就是自己。如果说该剧用韩墨池、韩秉先、思存、柔嘉、韩靖然、单成双等人的形象，建构起了充溢着理想色彩的正面人物体系，用江天南、罗正达、三狗等人建构起了充斥着道德污浊的反面人物体系，那陈爱华、刘春红、陈沁、胡勇、钟诚，则构成了一个充满了现实观照色彩的常态人物体系。在“中国梦”的时代主题下，这个体系的价值就在于，它提示我们要克服哪些性格积习和心理积淀，才能自强不息而一往无前。
除了人物形象塑造，视听语言的精致考究是《生命中的好日子》的又一大亮点。资深媒体人喻若然说，剧中穿插了一些历史纪录片中的真实影像，但与剧情实现了互融互彰，没有违和感。演员在表演中情感收放自如，拿捏适度，“不过度”也“无不及”，例如由黄志忠扮演的主人公韩墨池，在遇到种种人生磨难时，无论在情绪把控，还是在行为表情方面，都恰如其分，真实自然。此外，该剧在历史氛围的营造、服装道具的选择、光线的运用、场景的切换等方面，都表现出较高的艺术水准，实现了多种突破，从而增强了对观众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二十年的时间跨度，也考验着一部剧对细节的把控。《生命中的好日子》在还原历史细节方面显然下了很大功夫。比如，剧中对20世纪90年代初的呈现：农村的墙壁上出现香港明星贴纸、深圳随处可见“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商人手中笨重的“大哥大”、就连公用电话亭的招牌都能让人从中嗅到20世纪90年代的气息，从人物服装到路边广告牌，从一张小海报到一个日记本，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丰富的时代细节。
此外，《生命中的好日子》在真实性与戏剧性的结合上也下了很大功夫，既把握了总体的真实，特别是历史真实和现实真实——因为毕竟反映的是离我们生活很近的一段历史；同时又采用了高度的艺术假定。在剧情的设计特别是人物关系设置等方面，既符合真实性原则，体现出真实的可信度，又充满着戏剧性张力，体现出艺术的感染力。比如剧中男女主人公在农村插队劳动，得到高考信息时欣喜若狂的情形；村里失火时舍己救人，身负重伤的情形；因为出身不好而被迫割舍爱情的情形……剧中的很多场景，都是“50后”这一代人的共同经历，因此很多观众看后产生强烈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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