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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5年01月02日 星期五

    蹬着生活的大地 艺术才能腾空翱翔

    ——访电视剧《老农民》编剧高满堂

    作者:本报记者 李蕾 《 光明日报 》( 2015年01月02日   07 版)
    高满堂 资料图片
    《老农民》海报 资料图片

        近日,热播的电视剧《老农民》获得高收视率和高关注度,但同时,观众却纷纷表示对这种反映农村60年发展历程的现实主义农村题材有新奇陌生之感,这一文化现象耐人寻味。就此,记者日前对该剧编剧高满堂进行了专访。“中国有8亿农民,以表现这一社会中坚力量为主要内容的现实主义农村题材本应是中国电视剧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下电视剧年产量15000集之多,各题材类型丰富炫目,但农村题材却相对薄弱,已有的现实题材作品缺乏应有的思想力量,反映农村的作品存在对其过度歪曲丑化、一味歌颂粉饰的不良倾向,应该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高满堂说。

     

    现实题材不能只吹肥皂泡

     

        中国电视剧的原创精神有所枯萎,有的创作者模仿跟风,一些故事似曾相识,甚至出现看一部作品就能推测出同类型其他作品大致剧情的情况。某些打着现实题材旗号的电视剧,总是向着白领生活或极端心态使劲,描述极少数人群的梦想,和人民的生活、情感、希冀越来越远,令高满堂忧心不已。“现实题材的人物要有社会角色,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矛盾。有的创作却将家庭和社会隔绝开来,人为地设置一道防火墙,使人物只见家庭角色不见社会角色,社会缺少矛盾,取而代之的是儿女情长、家庭战争,不仅经不起观众的推敲,也经不起创作者良心的推敲,更经不起时间的推敲。观众心理不断成熟,他们对这种伪现实题材的伪生活越来越不买账,认为这就像美丽的肥皂泡,吸引人追逐半天,却什么都留不下,无法带来对现实生活的思考或启迪。”

     

        具体到农村题材创作,有人说近年来的农村题材电视剧拍得不好看,高满堂认为这主要是拍得太少的缘故。他说,数量少,有影响力的优秀作品自然不多,整体水平难以提高。为数不多的作品中又出现了两极分化的倾向,有的对农民形象进行丑化,七大姑八大姨不干农活,成天搬弄是非;有的则简单地歌颂美化农村生活,营造一片锣鼓喧天、人人富足的繁荣景象。而实际上,农村虽然逐渐走上了富裕道路,但“三农”问题依然严重,随着社会快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推进,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农村题材创作却避开了这些真实情况,缺乏对现实干预的力量。

     

    现实主义不是戳破了伤疤就走人

     

        有的创作对社会现实采取“躲”的态度,也有些采取“戳”的方式。高满堂分析道,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之间的历史有很多敏感问题,编剧行当大多不愿触碰,一写到这儿就模糊了事,一笔带过,这是对历史和人民不负责任。另一些人虽然敢于直面现实,却拿着利剑把伤疤捅破就走人,只留下鲜血淋漓,不给引导,让人找不到方向,这也不是负责任的艺术家应有的态度。可见,当下现实主义电视剧创作最稀缺的品格恰恰是敢向敏感伸手的魄力,对社会矛盾拍案而起的气魄,以及巧妙运用艺术手段对大众进行疏导引领的智慧。

     

        《钢铁年代》涉及“大跃进”等历史节点,《家有九凤》写到“文革”时期,《北风那个吹》涉及知青问题,《老农民》更是面临土改、人民公社直至粉碎“四人帮”等诸多内容……高满堂说,自己展现特殊时期的敏感事件时抓住了四个字——善意、积极。像医生给病人开刀后要缝合,再用药和营养呵护伤口愈合。编剧亦当如此,真诚面对现实、不回避矛盾,让观众从历史伤痛中吸取经验的同时,更要寻找其中的积极因素,坚信不管风云如何变幻,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梦想不变,党带领亿万人民尽快过上好日子的追求不变。坚定了这个理念,创作自然会朝着光明的方向走去。

     

    任何创作都要建立在生活基础上

     

        当下电视剧产业弥漫着浓重的浮躁心态,制作机构和创作者为了争取利益最大化,加快创作生产速度,快写、快拍、快播的“三快”现象越来越严重。很多编剧坐在空调房喝着咖啡搞创作,要么靠网上信息道听途说,要么凭自己的想象胡乱虚构。高满堂认为:“这种创作方式是走不远的。就像鹰要展翅翱翔,必须蹬着大地腾空而起,任何创作都要建立在厚实的生活基础上。”

     

        刚开始创作《老农民》时,高满堂很迷茫。出生于1955年的他虽然当过知青,干过农活,但在城市居住多年,对农村已相当陌生。于是,他用5年时间,走访6个省,从当年工作组组长、人民公社社长,一直到副省长,采访了200多人。“出发前准备的采访提纲一个也没用上,走进了生活,我才发现自己对农民的判断是多么无知浅薄。”他感慨道。

     

        90多岁的山东省原副省长周振兴当年访贫问苦,吃了一口农民家用榆树根混棒子面做的窝头,把嗓子划得生疼,于是决定和随行干部一起把这些窝头都吃了再谈农民问题。改革开放后,河南的徐大胆敢闯敢干,成了农民企业家,领导来视察,他搂着人家脖子叫“老哥”,合影时让领导站在自己身后,说“你们是我们的靠山”。这些体验生活过程中收获的人和事最后都变成了高满堂笔下的故事。“生活真是无私,要什么有什么!”

     

        但深入生活需要时间和费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的编剧缺乏下去的物质条件,有的编剧有条件去又不愿吃苦费力。高满堂摸索出来了一套方法:“像为写《老农民》体验生活时,我也没闲着,搭着写了《闯关东前传》和《温州一家人》。下去需要的经费都从我的稿费里出,接戏前就跟片方谈好了。20世纪50年代为什么涌现了那么多优秀作品,因为艺术家天天在生活里泡着。我们当下的艺术创作为什么有高原无高峰,就是对‘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做得还不够,有责任的创作者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本报记者 李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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