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视你的家当

    《家当》系列我拍了十余年，它是时代的另一种注解。

    第一次拍摄《家当》是2003年，我生活在黑龙江大庆，拍摄了东三省和内蒙古的四户人家。2004年，我来到北京生活，有机会看到更多的艺术门类，对摄影有了新的认识。2006年，我开始重拍《家当》作品，更关注物、人、房子与城市之间的关系。目前我已经拍摄了近50户不同地域的家当，相机也从120用到8×10大画幅。用胶片拍摄的成本很高，但是我还是喜欢它带给我的感觉。

    拍摄前，我会直接跟每个家庭说明拍摄意图，请他们看些我过去拍的照片。大多数家庭能够理解我的拍摄意图，当然，被拒绝也是常事儿。我选择请每户人家把他们拥有的家当摆在房子前面，为其造像。这些家当平时摆放在不同的地方，当它们集聚在一个空间里时，能让人直观地感受这户人家的生活水平，也可以联想到其他丰富的信息。我希望通过拍摄手法上的严谨而无差别，通过对中国家庭物质构成的检视，更深层次地透视当下社会结构的肌理与筋骨。

    在我拍摄的这些家当作品中，北京通州的一户人家用时最长。当时我想拍一张北京人家，在画面里还希望反映出城市的变化。找了很久，终于在居住地附近，有了适合的对象。开始他们并不愿意，经过多次沟通才同意,但表示要等拆迁的事定了以后。这一等就是四个月。拍摄当天，所有家当摆设完毕后，女主人又不想上镜头，费了很多口舌，最后，在他家后面有轻轨通过时，我按下快门，终于获得了这张照片。当时正是北京奥运会前夕，从中能看到城市建设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

    之后的几年里，我的家当作品中有了文化名人张元、艺术家何汶玦、上海80后小两口、西藏的牧民、贵州的少数民族、山西古城里的农民、吴桥杂技团人家、南浔古镇的人家、三亚的黎族人家……我的关注对象逐渐丰富起来。

    海南三亚的谭其珍，是我拍摄的人家中家当最少的人。他住在槟榔谷里，房子有60平方米，但是里面的家当非常少，全部加起来也不过2000元人民币。遇见谭其珍，是在槟榔谷园区里，当时他在编竹筐。很多黎族人不会普通话，他会讲，我们聊了起来。听说他住在附近，于是我在他休息的时候赶了过去。当我表明自己的拍摄想法时，他很羞涩地说：“东西太少了。”我没有刻意表现贫穷，只想反映一种状态。

    2013年8月份，我来到安徽芜湖拍摄企业家刘福槐的家当，这张照片用了11个小时。这是我拍到的第一位企业家家当。我希望能有更多不同职业背景的人自愿让我拍摄，让我作品的类型更丰富。

    经常有人问我这组作品何时结束，我说当你看到一幅拍摄我自己家当的作品时就是结束拍摄的时候。这些年的拍摄，让我感触最深的是，满足我们日常生活需要的东西并不多，我们想要的东西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