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佩苍的藏品传奇

    2009年2月，北京保利艺术馆举行了“春之歌”世纪悲鸿作品收藏大展，这些作品原本都是收藏在民间的徐悲鸿先生的精品之作。前来参观的徐悲鸿先生的夫人、年近九旬的廖静文女士在一件尺幅颇大的油画作品前停了下来。她驻足良久，非常仔细地注视着这件作品，并要求与此画合影，以为纪念。

    引起廖静文女士沉思的作品是徐悲鸿临摹荷兰17世纪艺术大师伦勃朗的《参孙与大莉拉》。相对于徐悲鸿的其他作品，这幅画对于今天的许多观众来说，或许并不熟悉。其实这件作品无论在徐悲鸿的个人艺术生涯中，还是在中国近代美术教育，特别是在油画教学和创作中，都曾对我们了解和学习油画这种来自西方的绘画门类发挥过重要作用。只不过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这类作品的光彩一直以来被遮蔽住了，处在所谓“锁在深闺人未识”的状态。

    谈到这件作品的创作（临摹）缘起和过程，在徐悲鸿的前任妻子蒋碧薇的回忆录《我与悲鸿》中有最直接的记载。1933年，徐悲鸿应李石曾之邀筹备赴欧的中国近代美术展，展览后来在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德国和苏联等地相继举行，取得良好的效果。展览间隙，徐悲鸿往往会到欧洲各著名博物馆看画、临画。蒋碧薇也因此再次与徐悲鸿共游欧洲诸国。在柏林展后，徐悲鸿曾到法兰克福博物馆临过一张画，这便是伦勃朗的《参孙与大莉拉》。

    蒋碧薇在回忆录中谈到，徐悲鸿要临这张画是有原因的，因为他的好友孙佩苍先生在国内时便请托徐先生到德国的法兰克福博物馆，临摹一张十七世纪荷兰画家伦勃朗画的名画《参孙与大莉拉》。蒋碧薇此前还曾明确提到徐悲鸿在伦敦临了一张委拉斯盖兹的《镜前的维纳斯》，但那只是一笔带过，而这张画，蒋碧薇似乎印象比较深刻，谈得比较多，对徐悲鸿临画的过程也有所交待，诸如“天气一直不好，博物馆里光线不足，所以徐先生临这幅画很费事，前后足足花费了十多天”，等等；甚至她对作品的主题都有很大篇幅的描述，这在蒋碧薇以生活琐事为主的整个回忆录中并不多见。

    蒋碧薇的回忆录表明，徐悲鸿当初临这件《参孙与大莉拉》是因为受到故友孙佩苍的“托请”，这其实是一张受人之托的“订件”。那么这位委托人孙佩苍又是什么人呢？他和徐悲鸿是怎样的一种关系，能够烦动徐悲鸿大老远从展览地柏林跑到法兰克福去，还在条件很差的情况下花上十几天时间去临摹一张画呢？

    孙佩苍（1890—1942），别号雨珊，早年留学法国，专攻绘画和西洋艺术史。上世纪20年代，孙佩苍归国后曾在东北教授美术和美术史，当过奉天省视学，后再度赴法，其间结识徐悲鸿。关于孙佩苍和徐悲鸿之间的交往，除了他的后人撰写的纪念文章，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比较集中的文献并不多。不过，通过蒋碧薇的回忆录，我们基本上对此也能有个大致的了解。蒋碧薇在回忆录中多次提到他们夫妇与孙佩苍的交游，包括当年他们在法国一起参与“天狗会”的详情。

    在蒋碧薇的笔下，孙佩苍和徐悲鸿一样，对艺术抱有很大的热情。留法期间热衷于收集各种与艺术有关的资料和作品，甚至专门购买了一台“照相馆通用的那种大型相机，可摄十二寸到二十四寸原版照片。孙先生用来拍摄原画，方便得很”，并且，照蒋碧薇的话来说，孙佩苍也确实“搜购了不少好东西”。

    除了热衷收藏，孙佩苍也算得上是民国早期的一位比较重要的社会活动家和艺术教育家。他曾做过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里昂中法大学的代理校长，上世纪30年代京剧名家程砚秋以南京戏曲音乐院院长身份赴西欧访问期间，孙佩苍就曾邀请程砚秋到里昂中法大学访问。此外，孙佩苍也是国内最早对西方美术史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之一，曾撰写过一部完整的世界美术史，不过由于各种原因，这部珍贵的手稿已经佚失。

    当然，今天从艺术史的角度看，孙佩苍为后人留下的，更多的是他的艺术收藏。蒋碧薇曾提到，孙佩苍“一生节俭，省下钱来专门搜购艺术作品，所以他的搜藏极为精美丰富”。此外，也有资料表明，孙佩苍在自己的收藏之外，旅欧期间似乎还为国内的一些机构收集了一些珍贵的藏品，常任侠先生在他的《冰庐失宝记》中就曾提到，“孙佩苍在欧洲德、法等国为过去北平研究院收集过一批名画家的油画”。在当年，国内可见的西洋画少之又少，即使是图片都非常难以见到。孙佩苍的收藏无疑为当时的中国画坛带来了最为直接的西洋绘画的营养。孙佩苍后人曾提到，孙佩苍在1941年回国后，当时国民政府要办画展，在好友徐悲鸿的力邀下，在他的藏画中选出最有价值的几十幅展出，并且在展览会结束后，又被徐悲鸿借到中央大学艺术系供学生临摹。作为徐悲鸿的大弟子，冯法祀去世前仍然对当年看过的孙佩苍的藏画念念不忘。即使是徐悲鸿，也常常对人提起孙佩苍艺术收藏的“辛勤与精鉴”。从收藏史的角度讲，孙佩苍算得上是中国近代较为系统的收藏西洋绘画的开拓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