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官职业化：人才强军的战略选择

    围绕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以建立军官职业化制度为牵引，逐步形成科学规范的军队干部制度体系”的改革目标，体现了“治军之道，要在得人”的治军方略，是坚持人才强军的战略选择。

历史溯源

    军官职业化起源于普鲁士。1806年10月，普鲁士军队在耶拿—奥厄施泰特会战中被法军打败后，军队建设规模受到法国人限制。为了求强图变，他们实行一系列军事变革，其中最为重要的是，1808年8月6日颁布的军官任职规定，把军官贵族世袭制改为以受教育程度和专业知识水平为标准选拔晋升军官的职业化制度。正是看到军官职业化制度的先进性和威力，19世纪的英国、法国、美国和俄罗斯等国竞相效仿。当前，职业化已成为世界军事力量建设的普遍选择。历史证明，先进军事人力资源制度蕴藏着先进的战斗力，关系着战争的胜败。

    近代以来，中国军队从洋务运动时的“洋式编练”，清末新建陆军时的“营制改革”，到北伐前国民革命军“以俄为师”向苏军的学习，抗战前国民党军队对德军的学习，抗战后对美军的学习，在军官职业化方面都有程度不同的实践。然而，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军队均未能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军官职业化制度。

    人民军队把军官职业化制度作为军队干部制度建设的目标，也经历了曲折的认识。古田会议决议，我军首次提到军官的社会职业问题，认为不能因为军官都成了党员，便很少注意其社会职业特性。1955年颁布的第一部军官服役条例，立法的一个基本考虑就是“保证军官以军队工作为长期的甚至是终身的职业”。改革开放后，从“专业化”角度对军官职业作了一定的阐释，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军内外对军官职业化问题有了更为深入的研究。随着中国特色军事革命的不断发展，军队建设水平的持续提升，实行军官职业化的条件已基本具备，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建立中国特色军官职业化制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建立军官职业化制度的改革部署。

本质追问

    军事作为一种职业的历史并不长，对于军官职业化的理论探讨，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莫里斯·简诺维茨等的研究最为著名。

    工业革命引发军队技术构成复杂化和专业化，很快使军官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职业。其区别于一般职业的特性：一是具有独特的专业知识与技能。这是军官在军事领域高度专业化的标志，也是职业化最为核心的内容。主要指对军事力量的组织、装备、训练和军事行动的指挥，这种知识与技能必须通过长期的专业教育和实践才能获得。亨廷顿把这种专业知识与技能概括为“暴力管理”，其后又有学者依据战争形式演变及其功用表现，将其扩大到“国防管理”与“和平管理”。二是具有特殊的社会责任。这是军官“得到职业身份最富有强制性的先决条件”。因为“只有当其专业知识被用于服务社会时，这一工作才有可能被称为职业”。军官通过其特有的专业知识与技能，“为社会之军事安全尽职尽责”，从而达成社会对其职业身份的认同。三是具有特质的职业群体。这是军官以其区别于其他职业成员的“团体意识”而结成的团队。这种“团体意识”源自于其长期的纪律约束、能力训练、共同的工作规范，以及所承受的独特的责任感。军官队伍与社会的相对隔离及其特有的军衔服饰，更使这一特征显而易见。

    当然，军官职业特性还表现在职业地位、收入、稳定性等方面，但其职业特性从根本上取决于上述三个特性。也就是说，军官职业地位的高低、收入的多寡、职业的稳定状态，是上述三项因素作用下的结果与表现，而非职业化的本质，但这些因素在一定条件下会影响到军官职业化程度。

    基于以上对军官职业特性的分析，我们对军官职业化，既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已有的发展状态，也可以把它视作职业发展的过程。我们通常所讲的军官职业化往往指的是后者，它是一个国家和军队通过一定的政策制度，使军官具备特有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并形成相应职业群体和职业精神的过程。

    军官作为一种职业出现后，引发军队管理制度的系统变革，军官职业化制度随之产生。这一制度就是国家规范军官职业，调整军官、军队、社会之间相互关系，并按照职业发展需要对军官实施管理的规则体系，通常包括服役、分类、军衔等基本制度，及其统摄下的职业发展和职业保障制度。

中国特色

    军官职业化有其普遍、内在的一般规律，也有其适应不同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的特殊性。尊重军官职业化的普遍性，同时又从我们国家和军队的实际情况出发，才能有效实现制度的预期功能。

    军官职业化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亨廷顿等西方学者从维护其国家制度出发，把军官职业化作为保证军队“国家化”“非政治化”的重要支撑，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他所说的“非政治化”只是指军队不介入资产阶级各政党及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政策争论，并不是说军队不执行资产阶级国家赋予的政治任务。其所谓的“政治中立”是指对资产阶级各政党及政府部门的中立，不是对整体资产阶级国家的中立。与其同时代的美国学者简诺维茨、范纳尔等就不认同其观点，反而认为军队不可能与政治截然分开，职业化并不能使军官保持政治中立。美国学者伊利奥·柯汉也认为，受意识形态鼓舞的军官更能成为一名优秀军官。

    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的人民军队。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发展壮大的经验总结，是国家和人民安全的重要保证，也是我军的基本制度与鲜明特色。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决不能把军官职业化与军队“国家化”“非政治化”等同起来，否则，不是没有政治常识，就是别有用心。

    宗旨反映一支军队为谁而战、为谁服务的问题，也确定这支军队的职能使命。我军从诞生之日起就为人民利益而战，在作战之外承担起支援生产、抢险救灾等许多任务，人民是我军成长发展的动力之源。随着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需要，我军职能使命不断拓展，军事任务逐步多样化，军队不仅要有“能打仗、打胜仗”的能力，而且要有完成非战争军事行动的能力。西方军官职业化制度在军官职业能力的培养上有诸多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也要看到，由于他们仅仅把军官的专业限定在“作战技能”上，致使其军官在能力素质上较为单一和脆弱，执行非战争军事行动的能力不足，在条例之外或物质、技术资源匮乏的情况下自主行动的能力不足，与民众的融合、亲和能力不足，等等。

    我国实行军官职业化，不能简单照搬西方国家军队的做法，必须结合自身实际创造性加以运用。比如，从充分发挥人才作用和保证军队稳定的实际出发，退役军官不能完全走退休或货币化安置的路子；军官薪酬要与国家发展水平、居民收入水平及军官职业化进程相适应逐步提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