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功近利的清朝参务

    人参是东北三宝之一，自古以来便被人们视为稀缺之物。明末，后金政权经常与明朝进行人参贸易。据《清太祖实录》记载，因人参易烂，明人乃佯装不欲交易，以压低价格。努尔哈赤遂发明人参煮晒法，使其经久不腐，结果“所济甚众，民用益饶。”

    清朝定鼎北京之后，基本实行的是人参资源共享的“八旗分山制”。随着皇权不断加强，至康熙初年，清朝的参务管理制度开始逐步建立起来。康熙二年组建了由皇室掌控的盛京上三旗包衣采参队伍，此外皇室还掌控乌拉打牲的一支采参队伍。这样就形成了皇室与八旗贵族共同采参的格局。

    按照参务管理制度的规定，盛京上三旗包衣采参队伍共由150名参丁组成，其中正黄旗、镶黄旗和正白旗各出参丁50名，此外还有领催等少数监管官员。这支采参队伍每年由盛京启程，前往吉林通化附近的额尔敏、哈尔敏和辽宁新宾境内的岗山采参。据辽宁省档案馆编译的《盛京参务档案资料》记载：康熙七年该采参队伍共收获人参515斤，人均采参3.4斤。康熙三年乌拉打牲的采参队伍收获人参31.8斤，如也按人均采参3.4斤计算，采参队伍约为9人。与皇室的采参队伍人数相比，当时八旗贵族的规模要大得多，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康熙二十三年，朝廷共发给八旗贵族采参参票3019张，每张限定4人采参，所以八旗贵族的采参队伍应为12076人。如仍以人均采参3.4斤计算，每年采参41058斤。此外还有不少私采者，据《柳边纪略》记载：“走山者日益多，岁不下万余人。”如按走山者万人计算，每年私采的人参约为34000斤。

    参，古代写作“薓”或“葠”。薓与葠皆为浸渐之意，指人参生长十分缓慢，山中自然生长的老山参成熟约需百年。经过清朝皇室与八旗贵族的大规模开采，以及为数众多的走山者私采，额尔敏、哈尔敏和岗山的人参资源日趋减少。据《盛京参务档案资料》一书记载，康熙初年盛京上三旗包衣采参产量如下：

    康熙七年515斤；康熙八年434斤；康熙九年419斤；康熙十一年277斤；康熙十三年368斤；康熙十四年283斤；康熙十六年174斤6两；康熙十七年177斤；康熙十八年161斤；康熙十九年101斤8两；康熙二十年98斤；康熙二十一年121斤14两；康熙二十二年109斤12两；康熙二十三年119斤2两。

    由上可知，自康熙七年至康熙二十三年，盛京上三旗的采参量呈明显下滑趋势。鉴于主要采参山场人参资源日趋枯竭，康熙二十三年清廷决定开辟新的大参场，诏令：“嗣后八旗俱往乌苏里等处采薓。”乌苏里等处大参场开辟之后，人参产量确实有大幅度提升，康熙二十四年得干参240斤8两，约合鲜参1037斤2两，康熙二十五年采参1917斤8两。

    清初旧山场资源的枯竭，并未使清廷从中吸取教训，自乌苏里等处大参场开辟之后，由于人参产量的大幅度增加，使清廷大为振奋，无所顾忌地扩大采参队伍。尤其是康熙四十八年，清廷下达一万斤的采参任务，派出一万名满族士兵去采参。具体由盛京将军派出满族兵士4000名，宁古塔将军派出满族兵士4000名，乌拉打牲总管派出满族兵士2000名。

    康熙末年，为了摆脱繁重琐碎的参务工作，清廷决定实行采参招商制，即由朝廷选任具有经济实力的大商人承包具体参务，年底与朝廷分成。雍正即位后，继承了康熙朝的这一做法，也保留了其采参规模。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雍正十年，清廷命承包参务的大商人招募采参刨夫一万名。然而自康熙二十三年开辟乌苏里等处大参场后，经过四十余年的大肆开采，至雍正朝也已出现资源危机的端倪。因而在这次采参后，清廷宣布实行歇山轮采制，即“刨采二年，停歇一年”。

    乾隆即位之后，并未对业已出现危机的人参资源引起足够的重视，仍发行参票一万张。后乾隆见商人获利巨大，更以“召募商人承办，私弊较多”为由，将参务收归国有，在盛京、吉林和宁古塔成立了官参局，专门管理具体参务。然而人参资源的日趋减少，终究会影响朝廷发放参票的数目和刨夫领票的积极性。至乾隆九年，虽然仍发行参票一万张，但实际上落实的只有6000张，即盛京3500张、吉林1500张、宁古塔1000张，其他4000张只能留作备用。乾隆朝也实行了歇山轮采制，但在执行中很随意，如乾隆四十八年决定：“盛京歇山以后，虽严行查拏，尚有偷挖之弊，歇山实属无益。请自次年起，照常行放薓票。”

    至嘉庆朝，乌苏里等处大参场的人参资源已严重匮乏，发放参票的数额陡然下降。如嘉庆四年，盛京参票的数额已减至1752张，吉林的参票减至450张。由于刨夫们在山上很难遇到参枝，有些人便将发现的参苗，集中移植到山中的一处，围成参园进行培育，待数年之后挖出来交官。当时称这种人工培育的人参为秧参。秧参在外形上与山中自然生长的老山参十分相似，但药效相去甚远。为此清廷坚决禁止栽种秧参，尤其是严禁将秧参冒充老山参上交。领票刨夫们因真参难觅，又要完成规定的采参额度，只好不顾禁令，铤而走险。嘉庆十四年末，盛京、吉林和宁古塔上交的贡参发现了大量秧参。嘉庆大怒，引发了当时震惊朝野上下的嘉庆十五年参务案。在案件的调查过程中，发现有些基层地方官员以权谋私，收受贿赂，纵容私种秧参的行为。一些地方大员，如吉林将军秀林因贪污数额巨大、盛京将军富俊包庇有罪属下、宁古塔副都统富登阿玩忽职守，均被撤职查办。

    此后，刨夫们的处境更加艰难，承领参票者已寥寥无几。道光十二年，仅放票1752张，二十七年又降至1161张。至咸丰三年，传统的皇家采参方式终因资源枯竭而走到了绝境，在吉林将军景淳的建议下，清廷正式废止了沿用二百余年的参务制度。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清前期的历代统治者在处理参务时大都比较急功近利。如康熙二年组建了盛京上三旗包衣150人的采参队伍，年年赴额尔敏、哈尔敏和岗山采参，此外还有庞大的八旗贵族的采参队伍和私采者。结果仅用了二十年时间，这一带的人参资源便已近枯竭。康熙二十三年开辟乌苏里等处大参场后，仍不吸取教训，年复一年地进行过量开采。四十余年后，乌苏里等处的人参资源也开始出现危机。至雍正朝，虽然实行了歇山轮采制，但并未得到认真执行，最终导致野生老山参资源日渐衰减，直至基本用尽。清廷对于秧参的处理也有失偏颇，秧参在质量上虽不及野生老山参，但具有生长快、产量高的特点。如果取消对培育秧参的限制，加强监管和区分，不但有利于保护野生老山参资源，而且还增加了人参的品种，人们也多了一种选择。以史为鉴，合理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应当引起人们足够的思考和重视。

    （作者系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