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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4年10月27日 星期一

    观察

    日月楼中日月难:丰子恺旧居保护,难题可解吗

    本报记者 颜维琦 本报通讯员 陈心怡 《 光明日报 》( 2014年10月27日   05 版)
    丰子恺旧居外景。本报记者 颜维琦摄
    丰子恺旧居外景。本报记者 颜维琦摄

        10月17日,丰子恺研究会在微信上发布了一则《告丰子恺艺术爱好者》的消息:“今天我们抱歉地通知大家,丰子恺旧居因受一楼部分邻居百般阻挠不许游客参观,开放四年半之久的丰子恺旧居被迫暂时关闭……”消息一出,立时引发众人的不解与惋惜。

     

        10月22日,记者来到丰子恺旧居。只见大门紧闭,门口的矮树丛上摆放着一块硬纸板,“居民住宅,谢绝参观,谅解”的黑色字样赫然入目。门后,伸出来的晾衣绳上挂着的四五件衣服透出一楼住户的生活气息。此时,仍有游客前来参观,看到“谢绝参观”的字样后又敲门无应,只能离去。

     

    日月楼中日月难

     

        丰子恺旧居位于上海黄浦区陕西南路39弄93号,这幢三层的西班牙式建筑是丰老一生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也是他人生最后的居所。

     

        1954年,丰老用金条“顶”下了93号这幢小楼,开始了之后21年苦难与欢乐并具的生活。

     

        二楼屋内的阳台中间有一个梯形突口,在此天窗可从不同角度观日出日落,赏当空皓月,丰老便美居室名为“日月楼”。室内挂着他与马一浮先生合作的对联 “日月楼中日月长”“星河界里星河转”,其情其志一度传为佳话。

     

        而这段时间也是丰老写作、翻译、绘画的鼎盛时期,他历译俄文之《猎人笔记》、日文之《源氏物语》;写下《缘缘堂随笔》和《续笔》等文章;出版了《丰子恺画集》《子恺儿童漫画》等,并完成了《护生画集》的第五、第六集。“文革”期间,“日月楼”一楼被房管所造反派强占,丰老一家十几口人只能挤在二楼和三楼,床铺狭小连双腿亦无法伸直。随着1975年丰老的去世,其后人相继离开此处,而“日月楼”始终未落实政策归还。

     

        2008年,丰老后人出资350万元买回了“日月楼”二楼和三楼的租赁权。由于资金问题,当时未能与一楼的三户人家谈妥,协议也就没有签下来。之后二楼、三楼经过修缮,辟为丰子恺旧居陈列室,并于2010年开始免费对外开放,展出丰子恺生平、绘画、文学、艺术、译作和书法等。4年多来,已接待参观者5.4万人次。

     

        去年8月,旧居内展示的《护生画集》失窃,后人以“灵魂讣告”以示众人。而日月楼的“苦难”并未停止,今年9月,一楼后楼的住户认为旧居开放参观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开始阻挠参观者上楼参观。

     

    邻里纷争起何处

     

        日月楼里日月长,而如今云横日月,令人感慨不已。丰子恺外孙杨子耘遗憾地告诉记者:“近期应该是不会开放了,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也只能‘急流勇退’。”

     

        记者了解到,旧居一楼共有三户住户,其中一家常年不在此处居住,便将一间小屋出租给别人,所以他们实际相处的是两户人家。说起纷争缘由,杨子耘坦言,一开始来旧居参观的人并不多,那时候尚无太多纷争,但后来参观者越来越多。每周三至周日开放,工作日一天40多人前来,而双休日则有一两百人,进进出出确实有影响,所以他们在前面铺设了地毯。每年的端午、中秋、春节,也会给邻居送些补贴以示歉意。

     

        “相对而言,游客参观对一楼前楼住户的影响较大,因为通往二楼的楼梯口正对着他们的门,对后楼住户的影响较小。” 杨子耘说,前楼住户遇到问题都能协商解决,但后楼住户却一直阻挠参观,也很难打交道。“后楼住户数次拆坏我们的门铃,后来我们把它藏在信箱里,只露出一个可以按的位置,但是没想到有人把胶水灌了进去。最后我们只好从上面垂一根绳子下来,挂上丰先生《买粽子》的画,来参观的人一拉,铃一响,我们便下去开门。”

     

        说到此处,杨子耘显得十分无奈。黄浦区文化局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丰子恺旧居的现状在上海众多名人故居中比较特殊,开放参观与居民生活之间矛盾确实存在。今年前10月就有1.6万人次来参观,“这么多人在家门口进进出出,多少会有干扰,邻居有意见,这也能理解”。

     

        事实上,此前黄浦区文化局、旧居所属辖区派出所、居委会都前来协调过,与后楼住户商议解决方案。记者从39弄大门往前步行50米左右,右拐进一个弄堂,寻到了后楼。楼上隐约传来声响,但记者敲了铁门很久,也无人应答。

     

    旧居开放陷僵局

     

        其实从今年9月起,旧居就一直处于断断续续开放的状态。记者前往瑞金二路街道锦江居委会了解情况,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已经调解过很多次,“我们当然希望邻里之间和睦相处,也很愿意搭建一个平台让大家坐下来好好谈。其实冷处理更好,但现在媒体报道之后,大家都端着架子没法坐下来协商,我们也很为难。”

     

        对于这四年多的开放,丰子恺外孙、丰子恺旧居主要负责人宋雪君向媒体表示:“我觉得有点对不起丰老先生,但我们不想强求政府,也不想强求楼下邻居,没办法解决就顺其自然。开放的四年里,要感谢丰子恺艺术爱好者的支持,这已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了。”

     

        “日月楼很小,可是经过大家的宣传,能让那么多人走进这里触摸丰先生的生活和创作。”杨子耘感慨,“双休日的时候,经常有家长带着孩子来参观。来旧居的海外游客也特别多,一天我值班的时候,接待了4批海外游客,有一批游客甚至来自比利时、美国等5个国家。相比高楼大厦,他们更想探究深藏在城市中的文化。”

     

    旧居难题不应无解

     

        丰子恺旧居未来到底该怎么走?难题究竟何解?杨子耘告诉记者,目前有个人、也有旅游公司前来接洽,更有丰子恺弟子想拿出丰老画作进行义卖筹措资金,但事情要得到解决,恐怕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上海市政府参事、上海市政协文史委原主任朱敏彦认为:“游客参观肯定会对邻居有所影响,但居民之间应该好好协调,合理补偿是必要的,但不能漫天要价。说到底,文物保护是全体公民的责任。从另一角度而言,其实前来参观的人们都是客人,试问谁又有权力去限制别人到主人家里拜访呢?”

     

        丰子恺旧居被迫关闭一事也折射出目前名人故居保护的种种难题。朱敏彦介绍,现今上海名人故居保护有以下几种模式:一是由政府出资,将重要名人故居列为文物管理机构,并成立专门的文物管理委员会;二是由政府出资,将重要名人故居与纪念馆建设相结合,例如中共一大、二大会址;其三就是丰子恺旧居这种采取民办公助形式,政府协调,家属出资出力,这也是比较提倡的一种模式。还有整合资源,形成名人旧居一条街、挂牌纪念、行业协会企事业单位参与等形式。

     

        初步统计,目前上海名人故居约有两三百处,大部分都有人居住,只有极小部分被辟为专门的纪念馆。这么多处名人故居,政府显然是无法全部“背”下来的。而历史遗留下来的旧居产权不明晰问题,正是引发此次丰子恺旧居风波的根本原因。

     

        由家属回购管理的民办公助这条路究竟能否走得通?“这种形式虽然值得提倡,但如果长久,就会有两方面问题。”朱敏彦认为,第一,政府的支持往往没有做到常态化,之后的日常管理方面就会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第二,随着家属后人年龄增长,往往精力不济,管理者由第二代、第三代逐渐传承到第四代。而第四代没有与先人一起生活过,感情上相对淡薄,又有各自的工作在身,很难专注管理。

     

        对于丰子恺旧居的长期保护和开发,朱敏彦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除了对邻里关系的不断协调外,关键是要通过基金会的形式,长期运作稳定的资金。政府方面要加大公助力度,尤其在经费、协调和宣传方面,同时更要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吸引更多爱好者、研究者参与保护,形成相对稳定的志愿者队伍。”(本报记者 颜维琦 本报通讯员 陈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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