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稿中的“帝国”

    2014年的国际中古史大会于7月6日——10日在英国利兹大学召开。来自全世界58个国家的1700多位中古史家，围绕大会的主题——“帝国”，展开学术交流。在大约200个关于帝国的小组讨论中，查理曼开创的神圣罗马帝国自然成为关注的焦点。而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中国以及其他中古时期的帝国都有专门的小组讨论，关于东亚帝国的小组讨论就有两个，中国的辽朝甚至成为本次大会主题发言的题目之一：“被遗忘的亚欧帝国：辽朝（907-1125年）”。

    此次大会，学者们对帝国的经济史的讨论并不那么热烈。在500多个小组讨论中，只有80多个涉及经济史，与近年来复兴的教会史研究难以匹敌。讨论教会史的小组一共有210多个，如果加上圣徒传、犹太教、修道制度等领域，其总数超过了400个。

    不仅帝国的经济史受到某种程度的忽略，即便是传统的政治制度史，也乏人问津。在关于加洛林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官僚制度的系列发言中，史家关心的并不是具体的官僚制度，而是帝王的识字水平。通过比较查理曼、查理四世和查理五世，学者们对19世纪学术界确立的一项传统认识提出了质疑。他们问道，难道官僚制度的出现就代表了中古行政管理的进步吗？他们提问，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帝王会书写才开始被视为统治者的良好素质呢？为此，有必要重新梳理文献史料中关于帝王读写的描述。这些描述是真实的吗，作者如此书写的动机和目的何在？对于官僚制度的研究，最终转化为对于历史书写的考证。

    如果说对文书的重新研究，更多地在传承19世纪的中古史学术的话，那么，对文本进行重新阐释、把握作者的写作世界，使得19世纪的学术传统遭遇严重挑战。当19世纪中古史学科范式肇建的时候，学者们将重要史料整理为精校精注本加以出版，供学术界使用。这些校注本被长期视为权威性版本，为特定的史事提供最为可靠的见证。但是，随着帝国在某种程度上从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历史实体，转化为文本中的存在的时候，帝国自身的真实存在被历史文本中的话语所覆盖。与其说中古史家在研究帝国本身，不如说在研究关于帝国的文本和话语。因此，编织这些文本的作者及其思维世界，越来越吸引着中古史家的注意力。他们不再纠缠于对某件史事的诸多记载中，哪个文本的描述最为真实，该文本的众多流传版本中哪个更为权威，而是探究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同的文本记录同一件事情，在之后的时代特定的文本又是如何被人们不断地传承抄录或被引用。它们与什么文本抄录在一起，抄录中有何改易，这些改易又为什么出现，等等。记录者或者抄录者作为记录行为的执行者，如何代表特定的利益集团，基于特定的传统来反映特定的史事，成为研究的重点。因此，不同作者写作的文本、或者由抄录者抄录的文本，而非今天史家整理而成的校注本，成为研究的焦点和基础。手稿随之成为研究的热点。在大会上，“帝国”这一历史主题，通过手稿而被重新讨论。本届大会关于手稿和古文书学的专门小组讨论160个，如果加上史学史、文献与口传等与手稿密切相关的小组讨论，其总数就将超过400个。

    本次大会也迎来了更多的东亚史家，尤其是中国学者参加。他们在研究中既紧跟国际学术前沿，也隐隐约约地散发出中国历史文化的特色和底蕴。随着越来越多东亚学者加入到国际中古史大会，如何从东亚历史和文化的视角研究中古历史也就提上了日程，甚至会成为一种潮流。下一届国际中古史大会的主题是“改革与复兴”。正在改革和复兴中曲折前行的中国和东亚应该为国际中古史学界贡献更多独到的学术成果。

    (李隆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