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籁的从容

    小时候被逼着练字。午休时候，知了一阵阵叫着，我在大方块青砖上练习柳公权，下意识地，就想少写或是不写——没有哪一个孩子喜欢带上笼头。我一直固执地认为，不管什么艺术形式，其核心价值应该有愉悦的成分。有多少孩子在人云亦云的教学方法中照猫画虎、依葫芦画瓢，对那些人为的清规戒律心存恨意——毫无疑问，我就是那些心存恨意孩子中的一个。“永字八法”作为书法教育的标准，到底有几个人真正做过思考呢？不知道。

    九岁时，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清道人李瑞卿临摹的《散氏盘》。自觉有趣，便不知所以然地照着描画。多少年后，当我真正懂得用个人的审美经验和心理直觉去面对书法的时候，即买了机票飞去台北，在台湾故宫博物院，恭恭敬敬地和这个当年扶我上马的西周青铜盘子，做了一次直接的心灵对话。

    这个浪漫天真、古朴雄健的标杆立在那儿，眼睛自然被一种博大的精神状态所引领。多少年来，我心悦诚服地畅游于古典碑学的传统中，去窥视文字结体中那有血有肉的玄妙，去领悟天地育化中最珍贵且最具备生命力的美学信号：《散氏盘》，雍容浑朴，大大方方；一个作地契用的盘子，却蕴含了这如许的美学价值；东汉的《开通褒斜道碑》吸山川自然野逸本质的倔强，嘶吼着生命的不屈不挠；北齐的《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内敛外张，方圆互补，承传着中国哲学思辨的三昧；吉林高句丽《好大王》立北域高天厚土，独视荒丘，古莽中有大彻大悟的从容淡定；《石门颂》如白鹤翔云，风流中有诗一般的悠扬；《石门铭》剑走偏锋，直立斜出，歪打正着，骨子里挺着中国传统的方正与沉雄；《瘗鹤铭》，一招一式，上下进退都是内家形意的高手过招，行云流水中都是杀招；“二爨”如大青树下吹着呼哨的响马，举着大刀长矛为美学的真谛替天行道；《龙门二十品》忽民忽官，将市井叫卖的亲昵和官场装模作样的严正呼啦啦做出一盘富有情味的杂烩——我端详着，我呼吸着，用心去揣摩着祖先所存留下来的最质朴最高贵的美学精髓。毫无疑问，在秦砖汉瓦的阵仗中，王羲之聪明过人，找到登堂入室的天梯，一章《兰亭序》要了所有在帖学中找饭碗儿的命。在唐代行政语言的制约下，书法是为官者形象的代名词。宋四家“死蛇挂树”、风樯阵马的外家拳术中说着形而下的欣赏秘诀；明清以降，一个前朝遗民八大山人傲立山巅，唱着的却是绘画的曲调。每况愈下的国家实力、审美的世俗化愈发使书法脱离本真的品质而露出言不由衷的窘态。馆阁体的出现更让书法成为一个刻板的制作工序，这样萎靡的审美风气穿着漂亮的外衣在20世纪的现代书坛上借尸还魂。那些漂浮而没有灵魂的生产，在官本位点头哈腰的逢迎中唱出一片“哥俩好”的大诺。宋明理学之后在书法上存留着的那么一点点天机遗失殆尽。包世臣、康有为、伊秉绶为北碑所作的呼喊，为近代书法艺术打了一支强心针，让这一古老的形式在新的时空环境中又谱出一串串靓丽的旋律。于右任、弘一、林散之、王蘧常，他们站在伟大的碑学传统基石上亮出个人的美学身份。

    看着天上的点点繁星，读着这些曾经养育过我的周、秦、汉、魏、晋、南北朝的典范，满足之意、感激之情油然而起，它们是书法家心灵和千古天籁相连的最温暖的通道。

    苏州做文房四年，结识不少书画界的社会名流，自然少不得对吴地风土民情做一番浅显的透视。因为旁观，所以从容，没有世俗功利的解读，会有三分笃实快意。比之苏州地杰人灵的文化气象，书法也就是一个符号罢了，“留园”“虎丘”“沧浪亭”“乌鹊桥”，这些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名字，哪一个不带一片斑斑驳驳的文化肌理？小巷深处一段评弹曲调，能说不是书法的抽象伸延？而曲折、精致的生活设置，往往也带来不够直白通透的婉约局促，“吴门”便成了一个随时羞答答抱着，却没有真正着力的牌子。事实上，抛开秦汉魏晋不谈，仅仅从宋代黄庭坚到明代文徵明，也是从天上滑落到人间，而从文徵明到现代吴门就不能不说又跌下来三个等级。研究昆曲、太极的朋友问我，是否有碑学气质和个人情感在书法形式上找到比较好的互通门径的吴门书家？我思忖着，在朝的和在野的，声名赫赫和名不见经传的，专业的业余的其实不少，心里厢出现了一个或许不是很响的名字：宋季丁。

    （作者为美籍画家、书法家、艺术评论家，昌明文房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