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是因为有爱

    那是2010年初春。天仍微冷，我坐在电脑前查若泽·萨拉马戈的资料。《失明症漫记》、《修道院纪事》……似乎都很熟悉，可仔细一想，从来没有读过。甚至，若泽·萨拉马戈的照片也是第一次看到，面容清癯，透着些许固执。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他正计划在秋天二度访华，也不知道就像他第一次来华时寂寂无名般，他的二度访华也终将无法成行。6月，他在西班牙去世。更多的中国人知道他，缘于南非世界杯上葡萄牙队员臂膀上的黑纱。

    若泽·萨拉马戈1922年生于里斯本北部一个名为阿金尼亚加的小村庄，父母都是农民。由于经济原因，高中时他放弃了学业，转而学习技术，之后辗转于各个服务行业。1947年，第一部小说Terra do Pecado（暂译《罪孽之地》）出版，使他从电焊机售货员一跃成为文学杂志作者，但直到33年后的1980年，他才完成了第二部小说Levantado do Chao（暂译《从地上站起来》），以新秀的姿态登上文坛。在诗歌、专栏之外，真正找到了属于自己风格和文学创作的体裁——长篇小说。那一年，我刚出生。33年后，我面前摆着《复明症漫记》的原稿与译稿，冒冒跌跌地走进了他的文学世界。

    缠绕如同密林的大段大段的句子，以职业或身份称呼轮番登场的纷乱人物，只用逗号与句号淋漓表达的充沛情感（中文版中，译者范维信先生为了还原作者通过第一个字母大写的方法表示人物对话的方式，增加了一个分号），正如其葡语名Saramago近似Serámago（意为他或许是魔术师）般，萨拉马戈指挥着语言的魔术棒，让我在没有特定地域与历史的城市中，见证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与4年后这座恢复正常的城市所遭遇的“选票危机”。紧张辛辣，却不斥抒情，不乏温柔，彻底的怀疑主义与对人类自身的有限热情交织在一起，嘲讽与忧虑同在。

    萨拉马戈在创作于2004年的《复明症漫记》中，以清亮的眼力、连续的诘问、幽默的语言让我们看到社会管制动力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般理性。大雨瓢泼的日子，无人前去投票选举。正在有关部门忧心忡忡时，下午四点钟，既不提前一个小时也不推后一个小时，选民们纷纷涌向投票点。选举结果出人意料，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公民投了空白选票。作为一个自称“具有共产主义的荷尔蒙”的作家，他的这部作品似乎是在用重拳挥击西方的民主制度。公务人员在这场没有信心的选举中惶恐如小丑的表现、政客的虚伪和官僚运作的荒诞，让《纽约观察家》称赞此书是“一部彻底、冷酷又精准的政治寓言”。

    然而，萨拉马戈的作品，常常丰富而多义。《复明症漫记》看似一部政治寓言，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政治话题，而是融入了与之相联系的人本关怀。比如，随着当之无愧的主角警督避开监视器、穿过铁丝网、隐姓埋名地潜入被隔离的首都，偷偷摸摸地出场——在故事发展超过二分之一处——我们才发现，政治其实也是作者想要悄无声息地跨过与超越的藩篱。以执行命令为天职且一向忠诚于此的警督——被内政部长视为完成任务的唯一人选，去寻找4年前这座城市里唯一没有失明的女人，发现证据（证明她是这场选举的组织者）并实施逮捕。然而或许是被作为医生妻子的她一直以来的真诚与平和所感动，又或许是自她从《失明症漫记》中的角色开始所凝聚的救赎力量的作用，警督慢慢地将手中的“证人”视为普通的“人”。他对其中一个“证人”的称呼，由“妓女”到“戴墨镜的姑娘”到“戴黑眼罩的老人的女人”……在这些细节中，萨拉马戈镂刻了人物的变化和逐渐生发的爱。语言也一改前半部分的冷酷而变得温文柔和。前台的国家机器运作与后台的小人物故事，构成了交错爬梳的两处空间。在这两处空间的裂隙处那隐晦的阴影里，我们开始思考警督的那句话：“出生的那一刻我们仿佛为一生签署了契约，有一天我们会问自己，是谁替我们签署的。”萨拉马戈所关怀的世界是广袤深邃的，人类的整个社会生存环境才是他的着眼点。

    《复明症漫记》同其“前传”《失明症漫记》一样都具有荒诞的情境，也因此被认为是卡夫卡式的写作。但事实上，就纯阅读感受来说，萨拉马戈所营造的氛围更具有积极意义，他对人类和未来持有一丝信心。止庵先生曾说过：寓言式写作容易深刻，但不容易深厚；容易警醒人，但不容易感动人。《一九八四》《鼠疫》读罢，至今想起仍觉得惊心动魄，后背发冷，总担心世界成为那样便是末日。然而，萨拉马戈的作品，无论《失明症漫记》还是《复明症漫记》，在思考的同时，都有一种淳朴的感动，以及与人物的互动，会喜欢上那个在失明中伸手帮助老人搓洗后背的“戴墨镜的姑娘”，会惋惜于坐在湖水边满意地感叹一声之后被一颗子弹无声地射进身体的警督，甚至会惦记帮医生的妻子拭泪的那只狗。

    1997年3月，萨拉马戈访问北京，出席他的小说《修道院纪事》中译本首发式。他告诉中国听众，希望死后在墓碑上刻下如下文字：这里安睡着一个愤怒的人。

    或许，之所以愤怒，正是因为有爱。

    （作者为新经典文化欧美文学编辑，《失明症漫记》《复明症漫记》责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