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走读”，实际是治理干部作风

    为切实解决干部“走读”问题，陕西省委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市县党政领导干部在工作地安家的意见》（简称《意见》），要求市县党政领导干部不得把家安在其他城市，配偶要随调随迁。此事再度引发社会对干部“走读”现象的热议。笔者认为，治理干部“走读”，应当综合考量“走读”的“名”与“实”。

“走读”只是名，“走神”才是实

    舆论对陕西《意见》毁誉不一。点赞者认为，“走读干部住下来，作风才能实起来”。只有扎根工作地，融入群众生活，同甘苦共患难，才能用心谋未来。拍砖者则称，“梦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靠安家治理“走读”，可能只是“纸面富贵”，不具操作价值。两者分歧的根源，在于对“走读”不同的理解。后者主要是从形式意义上理解“走读”，即“走读”干部工作在此间，“生活在别处”。它更多地强调：在既有的区域发展不均衡及缺乏官邸制等应有配套设施的情况下，靠安家治理“走读”，或会增加行政成本及干部生活成本，或因配偶事业与子女就学异动而引发干部家庭问题，或会增加新的腐败风险点。而前者则主要从实质意义上理解“走读”，即“走读”干部心不在岗，脱离群众，作风漂浮。它更多地强调：如果干部只是把工作地当成一间办公室，“上班不一定在，下班一定不在”，群众只是办事的“过客”，自然不会有什么“乡土恩”与“鱼水情”。因此，单从形式意义上看，以陕西为代表的多地治理“走读干部”之举，恐怕皆难尽如人意；但从实质意义上看，陕西《意见》则用心良苦。

    “走读”作为“问题”，实质上关乎干部作风，核心是能否保持干群及党群的血肉联系。习近平同志曾指出，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坚持眼睛向下看、身子往下沉，不当“走读干部”，不搞“远程指挥”。市、县域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市、县领导干部负有服务一方、守土有责的使命，理当扎根当地，融入群众，安身、安心、安业，多为老百姓造福。要做到这一点，前提就是要“接地气”，在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体验中培养对群众的感情。

    “走读”只是名，“走神”才是实。工作地与安家地不在一处，是谓“走读”之名；不管是否安家斯土，作风虚浮，心不在焉，是谓“走读”之实。激起社会怨气的，与其说是“走读”之名，毋宁说是“走读”之实；群众真正反感的，是“实至名归”的“走读干部”。在决策和施政中，自不可“顾名思义”，“望文生义”；但是，如若不加规约，听任“走读”现象发展，“村住乡，乡住县，县住市，市住省，省住京”，大范围地出现“候鸟式”迁徙，则会酿成为害甚剧、激发民怨的政治问题。

“走读”成因多，不宜“一刀切”

    “走读”现象是干部交流任职制度的一个“副产品”，但回避制度也是其重要成因。《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担任乡级机关、县级机关及其有关部门主要领导职务的，应当实行地域回避。《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领导干部不得在本人成长地担任县（市）党委和政府正职领导成员，一般不得在本人成长地担任市（地、盟）党委和政府正职领导成员。此外，经济发展不平衡、固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及社会流动性、个人主体性的增强，则是“走读”现象更为深层的经济社会原因。

    因此，工作地和家庭居住地的分离未必是干部有意为之，也就不能简单地把所有“走读”干部都看成“本地版的裸官”。事实上，这个群体涌现出不少群众公认的好干部。小岗村原党支部书记沈浩就是其中一员。他家在合肥，告别家人只身来到小岗村，却赢得了小岗人的拥护和爱戴。村民们三次摁下红手印“挽留”沈书记，因为“他用脚步丈量小岗的蓝图，鞋底总是沾满泥土；他同村民一起修路，双手磨满水泡；他为小岗发展殚精竭虑，为群众冷暖万般牵挂……”群众所真正不满的“走读”，是脱离群众、作风“悬浮”的“走读”，所谓“干部像候鸟，频往家里跑；白天寻不见，晚上影难找；办事得赶早，晚了就白跑。”更有甚者，据报道，某县县长家住省城，最短时一周只有两天在县城，他以“跑项目”“争取资金”等各种借口留在省城，县里工作人员只能提着文件袋送至省城给他审批！

    因此，并非所有的“走读”都是“问题”，并非所有的“走读”干部都是“问题干部”。“走读”成其为“问题”，从主观上说，是一些干部的群众观没有树立好，思想认识的“总开关”出了问题；从客观上说，主要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没有落实好，干部管理和监督制度失之于宽、失之于松。

“安家”可治标，“安心”方治本

    治理“走读”，就是要治理干部作风。陕西《意见》无异于治乱去疴的一剂猛药，刮骨疗毒的一记重拳，体现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要求。然而，但凡相关举措都要注意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第一，要系统推进，有配套措施。《意见》要求，政府做出计划安排，统一解决市、县党政领导干部周转房建设，保证安家居住用房；组织部门帮助协调安家困难，妥善安排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在新工作地工作和就学。第二，要分类对治，防止“一刀切”。既要有硬杠杠，原则面前人人平等，又要区别不同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做到法理情相统一，既讲规矩和原则，又符合实际，有人情味。基于此，《意见》对现职干部、新提拔干部及交流干部分别作出了针对性的规定。第三，要厘清成法，做无缝衔接。根据中办2006年《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交流干部的配偶、子女是否随调随迁，尊重本人意愿。因此，配偶随调随迁等问题应注意做好对既有法律法规的梳理与衔接。

    关键是要看到，“安家”毕竟是治标之策。根本的问题还是要让领导干部“安心”，根本的办法还是要靠制度。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将“走读”干部治理纳入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例如，让那些深耕地方、根系群众的干部受尊重、受重用；在干部选拔任用时，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又如，完善现行公车管理制度、财经制度和报销制度，让违规的“走读”“不好走”；完善群众批评和投诉渠道，严格问责制度，完善行政诉讼制度，健全人大质询制度，让“走神”的干部“走不远”。再如，完善政府经费使用情况和领导人员公务信息公开制度，健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及财产公开制度，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作者单位分别为国家行政学院、中国浦东干部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