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双栖马识途

    2014年1月3日，四川省博物馆一楼大厅，“马识途百岁书法展”开展。马识途昔日的文朋书友、103岁的哥哥、90多岁的弟弟和80多岁的妹妹，还有从北京赶回来的大女儿全家，济济一堂。

 

    这一天，是马识途的百岁寿辰。他事先向子女交代，不言生日，不收礼金，只当是一次普通的书法展，200多幅作品随后将进行义卖，所募款项专门资助四川大学一批爱好文学的贫困学子。

 

    马识途，犹如一部宏大的传奇，他既是中国历史的见证者，也是中国革命的实践者，经历过九死一生和万千波折的他，始终坚守“人无信仰生不如死”的信条。

 

    马识途给中国文学史留下的是历久弥新的不老神话，20世纪50年代，他开创的传递细腻感情的革命文学，风气至今影响深远。而几年前，一部由马识途作品改编的电影——《让子弹飞》，更让他家喻户晓。

 

    无论何种岗位，不管处境如何，马识途始终敢讲真话，不忘对时代和民族的思考。在漫长的一个世纪里，他的梦想从未离开过两个关键词——“职业革命”和“革命文学”。

 

论革命——尽心尽力

 

    采访马识途，是在那次书法展的一个月之后。眼前的老人，很难让记者看出他的真实年龄。雪染两鬓，但精神矍铄，思路清晰，且记忆惊人。百年来，那些人和事，仿佛一直储藏在他那一副镜片的后面。

 

    马识途原名马千木，生于书香门第，长于僻野之乡。幼年时，他在本家祠堂办的私塾读古书，习语文，深受传统文化浸染。后改读新学，进的是一所乡村初级中学，校长是陶行知的学生，倡导“生活即教育”，学生进行自我管理，住的宿舍叫新村，自己选村长、里长自治，不靠训育。

 

    在学校里，因为有共产党秘密党员作教员，经常能看到来自武汉、广东等地的革命宣传品。马识途深受影响，初中毕业后，便遵父命乘船东出三峡，到了北平，寻找救国之道。

 

    马识途考上了北平大学附属高中，学校是一位从法国留学回来的开明教授任校长，提倡自由、平等、博爱。当时，一般都是男女分校，而平大附中却是男女合校，鼓励男女同学交往。

 

    1933年，日军进驻北平近郊，城中已不安宁，马识途就此前往上海，转学到浦东中学。1935年他毕业时，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随即波及上海。

 

    宁沪相距不远，上海学生则纷纷到南京请愿，马识途也参加了，自此奠定了他参加救国运动的方向。

 

    1936年，马识途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化工系，因为那里有制造炸药的专业，他以为这对于抗日救国非常需要。“一二·九”运动后，北平有些学生南下南京，和中央大学的同学往来甚多。

 

    这些南下的学生中，有党的外围组织——秘密学联小组的成员，马识途受其影响并参与其中。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工业救国的宏愿。

 

    马识途的梦想因为一次学校举办的座谈晚会而转变，与学长促膝长谈，他渐渐明白，学化工并不能救国。

 

    1937年，抗战爆发。马识途和七八个参加了秘密学联的进步同学组织了一个“中央大学农村服务团”，到南京郊区的晓庄去宣传抗日，并准备动员群众到大茅山去打游击。在抗日宣传中，他们摸索到一些群众工作的方法，也取得了一些成效。

 

    这期间，中共地下党南京办事处的一位同志对他们的活动进行了考察，认为马识途和他的女友刘惠馨具备了入党条件。但由于南京即将沦陷，地下党的同志通知学生们赶紧撤退到武汉。

 

    到了武汉后，马识途被送到鄂豫皖根据地的党训班学习，结业后被时任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的钱瑛调到武汉做工人工作，并正式为他办了入党手续。

 

    那天，马识途在入党登记表的签名栏里，慎重地签上了“马识途”三个字，意为自己已经找到了正确的道路。

 

    由于工作出色，钱瑛找马识途谈话，要他准备做一个“职业革命家”，担负地下党各级领导机构中的重要工作，这项工作非常危险，要随时准备牺牲。

 

    马识途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党组织的安排，他和过去的各种社会关系及亲朋好友切断了联系，转入地下，走上了“职业革命”的道路。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由于叛徒出卖，鄂西特委书记何功伟、马识途的妻子刘惠馨及刚出生才一个月的女儿都被捕入狱，时任鄂西特委副书记的马识途也在川鄂两地受到特务追捕，上级党组织南方局让他报考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到云南隐蔽。

 

    马识途以马千禾的名字考入西南联大，根据周恩来提出的勤学、勤业、勤交友的“三勤”方针，他在努力学好功课的同时，继续在同学中开展党的工作，并和进步知识分子闻一多建立了联系。

 

    1945年，马识途从西南联大中文系毕业，被派到滇南做地下党工作，1946年奉调到四川，担任地下党川康特委副书记，直到解放。

 

    十余年的地下工作，马识途经历了各种艰难险阻，九死一生，不少一起工作的同志都不幸牺牲，其中包括他的妻子、妹妹及妹夫。而他和妻子刘惠馨的女儿在刘惠馨牺牲后也下落不明。

 

    新中国成立后，马识途曾在建筑、科学、宣传等部门担任过不同的行政领导职务，直至从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职位上离休。同时，他还曾兼任过四川省文联主席、省作协主席等职务。

 

说创作——我行我素

 

    人们知道马识途是“职业革命家”的同时，更多的是记住了他曾经创作过许多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大多讲述的是革命斗争故事，描写细腻，感情真挚，人物鲜活。

 

    马识途说，自己的文学创作是“从被动到主动”的，是与革命的日历重叠交织在一起的。“文学创作不是自己想的，因为我是随时准备牺牲，随时在做艰苦的斗争。”

 

    从初中起，马识途就开始喜欢写文章。1935年，叶圣陶等人主办的《中学生》杂志发起中学生作文竞赛，他将自己的一篇文章寄去，结果获了奖，这是他发表的第一篇作品。

 

    其后，“一二·九”学生运动中，马识途在报纸副刊发表过短文。参加革命后，他还在武汉的《战时青年》发过文章，在党报《新华日报》上发表过报告文学。

 

    1941年，考入西南联大后，马识途在中文系受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等诸多名师的教诲，耳濡目染，文学修养迅速提升。

 

    那段时间里，马识途写了不少习作，散文、诗词、小说都有，但是大多数都没有公开发表。他后来出版的《夜谭十记》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动笔的。但是，为了遵守地下党秘密工作的纪律，在奉调离开昆明时，马识途忍痛将其20多万字的作品全部付之一炬。

 

    1959年，正值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时任《四川文学》主编的沙汀找到马识途，请他一定要写一篇革命回忆录。一篇回忆性质的小说《老三姐》这才出炉。

 

    《老三姐》发表后，《人民文学》很快转载，吸引了当时中国作协领导邵荃麟、张光年的注意，他们认为革命老同志能写作品的人不多，希望马识途能继续写下去，并动员他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马识途开始并不愿意接受，但邵荃麟对他说：“你写革命文学作品，对青年很有教育作用，你多作一份工作，等于你的生命延长一倍，贡献更大，何乐不为？”这句话打动了马识途，他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马识途写出了《找红军》《小交通员》《接关系》等革命文学作品，并陆续在《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四川文艺》等刊物发表。为了让他创作出更多作品，当时的中国文联主席周扬还特地找到四川省委的主要领导，说给马识途工作上减点担子，让他有更多的精力从事创作。

 

    1960年，马识途找到了失散20年的女儿，一时传为佳话。这个题材一下子被文学界抓住了，沙汀等人认为这样的传奇故事应该写成文学作品。

 

    马识途也把这当作一种不能推卸的责任，于是利用业余时间动笔写了起来。他几乎每晚都要写作到凌晨两点，一连熬了180多个夜晚，才完成了《清江壮歌》的初稿。

 

    当时，《成都晚报》《四川文学》都对《清江壮歌》进行了连载，轰动一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出版这部作品，马识途根据出版社的意见，对《清江壮歌》进行了修改。很快，出版社将付印的小说清样交给马识途，请他确认后即印刷发行。

 

    1962年，马识途到北京看望时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的钱瑛。钱瑛告诉他，中央正在批判小说《刘志丹》，说“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劝他不要出版《清江壮歌》，少惹麻烦。

 

    沙汀也劝说马识途，说《清江壮歌》写了人性，有夫妻之情，母女之情，父子之情的表现，而且也有中间人物，这些都可能会挨批，加之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主编韦君宜也写信让马识途再好好斟酌修改这部作品。于是，马识途将《清江壮歌》清样压了下来。

 

    直至1966年春，人民文学出版社才将马识途修改后的《清江壮歌》出版。

 

    但就在此时，“文革”开始了，马识途的作品被翻了出来，成为“大毒草”。他本人也被认为是周扬黑帮在四川的代理人，戴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帽子。紧接着，马识途和李亚群、沙汀被认定是四川的“三家村”，成为重点批斗对象。

 

    后来，又给马识途加码，说他是四川二百人叛徒集团的头目、“国际间谍”嫌疑分子，他被抓了起来，送进四川省革委搞的“监狱”，与沙汀、艾芜等人关在一起。

 

    在监狱中，有的人很悲观，马识途却不以为然，他始终认为自己没有什么问题，所有的“帽子”都是子虚乌有，中国革命不可能一直这样，总有一天会“翻梢”。

 

    在那些被关押的日子里，马识途利用写“交代材料”的纸和笔，把过去革命斗争中的事迹写了出来，前后写有50万字的笔记和作品提纲。他说：“过去很忙，想写但写不成，现在坐在牢中，却有了充分的时间，坏事变成好事了。”

 

    “四人帮”垮台，马识途终于“平反”，戴在他头上的“帽子”也全部脱掉。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清江壮歌》，开印就是20万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天津、四川、武汉的广播电台先后全文联播。

 

    马识途根据在狱中的笔记和提纲，写出了更多的文学作品。他那本从1942年在西南联大写下第一个字，后来经历三次毁稿的《夜谭十记》也在1982年终于重写完成，开印也是20万册，后又重印一版。

 

    这部作品里的故事《盗官记》后来被改编成电影《响马县长》，但影响最大的，还是姜文将其改编成家喻户晓的电影《让子弹飞》，风靡一时，成就文学的不老传奇。随后，《夜谭十记》几经再版，其中还包括台湾的一个出版社。

 

    自此，马识途的写作由被动到主动，由业余到专业，一发而不可收。他先后出版了二十本书，除了几本歌颂革命英烈的小说和有关地下党工作总结的《在地下》，还有根据自身经历写出的纪实文学作品《风雨人生》《沧桑十年》和追怀故人的《景行集》及讽刺小说集、杂文集、诗词集等，至于应报纸杂志索稿写的散文、杂文、评论就更多了。

 

    马识途坦言，自己只是个半路出家的作家，自己的文学作品“从艺术上说，都不是令自己满意的作品”。他遗憾的是，“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让我最终没能写出真正的传世之作。”

 

    至于这些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有没有地位，马识途并不在乎，“只要能使和我进行过惨烈革命斗争的烈士们在我的笔下复活，只要能产生一定的社会效益，我就满足了。”

 

谈文学——无愧无悔

 

    马识途先后创作了20多部作品，影响了几代人，不少人认为，他作品中的许多内容就是难得的革命史料。他更是与巴金、沙汀、艾芜、张秀熟一起被尊称为文坛的“蜀中五老”。

 

    马识途的作品简练通俗。他始终坚持文学要为大众服务，他自己写作是为了革命，作品大部分是革命文学，自己只能算是革命作家。

 

    为了让那些牺牲的革命同志得以永恒，在马识途的作品里，人性的光芒尽显。他写道：“那些普通人的灵魂是多么高尚和纯洁，他们的思想是多么机敏，他们的性格多么乐观，他们的语言多么生动而富有幽默感。”

 

    “对革命作了贡献了，作为共产党员当之无愧。多一份工作搞创作，记述革命的过程，也是一种贡献。”看到自己的创作起了作用，马识途更是问心无愧。为此，他特地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未悔斋”。

 

    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为文学创作殚精竭思。在兼任四川省文联主席、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期间，马识途对四川年轻作家的扶持和推出不遗余力，他教导青年作家不要浮躁，要踏踏实实锻炼好基本功。四川推出了多位作家，前后五届获得茅盾文学奖，马识途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组织工作却从不自誉。

 

    2013年，四川省文联和美国华人作家协会为马识途颁发了“终生成就奖”。

 

    在作颁奖答谢辞时，马识途说：“我没有什么终生成就，只有终生遗憾。”他遗憾的是“因为经历中国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亲自看到中国的大变化，积累的素材非常多，作为创作基础应该写出更多更好的传世之作。自己却未能做到。可惜了好的创作条件，可惜了将大量埋入地下的文学素材！”

 

    如今，“接力棒”虽然已交给了阿来等年轻作家，马识途却仍然保持着对文学创作的热忱与关注。他说：“我退出文坛，但绝不退出文学。”

 

    “文学就是文学，文学就是人学，文学就是美学。”马识途认为，文学不是哲学，不是政治，文学本身不能负载文学艺术以外的东西。文学是为了写人的，写人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文学不能脱离人。文学是人学，追求的是对世道人心有益的东西，追求的是至真至善至美。

 

    马识途倡导通俗文学，但绝不是低俗和媚俗。他对现有的创作倾向有着自己的担心，他对有些宣扬假恶丑的文学及影视作品很是反感。“特别是对农民的描绘，热衷于把过去农民的自私、愚昧、野蛮、恶俗作为本性来进行淋漓尽致的描写。”他说，“其实中国农民是最伟大的，没有农民的英勇斗争，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农民工的辛苦劳动，就不会有今天的繁荣。”

 

    马识途说，过去曾批评文学过多服务于政治，现在有些文学过多地服务于金钱。一些文学作品存在“爱得死去活来，打得昏天黑地，笑得断肠岔气”的“三头主义”，即“枕头、拳头、噱头”，所以他在十年前就提出过“文学三问”：“谁来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

 

问生命——洁来洁去

 

    如今，马识途常被问及的一个问题是“长寿的秘诀是什么？”对于这样的提问，他总是满面笑容道：“我也不知道怎么就一百岁了！”

 

    “达观和信仰。”马识途略加思索后给出这样的答案。他认为，有了健全的人生观，才有健康的养生观。

 

    马识途这一生中经历过数不清的困苦艰险，可他总是乐观豁达，泰然处之，反倒能化险为夷。他说，一个人总要有点信仰，没有信仰的人如行尸走肉，“人无信仰，生不如死！”

 

    在曾经的政治风波中，有人批判马识途时编了一个顺口溜，“识途老马不识途，识途老马已失途”。但马识途认为，自己是识途的，“我已进入一百岁了，看来识途到底，大有希望。”他为自己一生总结了四句话：“尽心尽力，无愧无悔，我行我素，洁来洁去。”

 

    虽然已进入百岁高龄，但马识途身体还很康健。他戏称自己是“五得”之人，即“吃得、睡得，走得，写得，受得”。几年前，他曾写过一篇《长寿之道三字诀》的文章，提到“能知足，品自高……知天命，乐逍遥”。

 

    现在的马识途依旧笔耕不辍，除了看书和上网浏览新闻外，还从事书法创作。他从6岁发蒙学书，一直临汉魏碑帖，专攻隶书。

 

    马识途学隶颇有成就，却自谦“不敢以书法家自命”，他那粗墨、凝重、大气而古朴的笔韵，深受大家赏识，求书者众。

 

    马识途历来主张“书以载道”，其书法观点是：“书贵有法，书无定法，妙在有法无法之际，于有法中求无法。”套用佛语，他提出了“无法即法，是为至法”。

 

    难能可贵的是，马识途为助学举办了两次个人书法义展，将义卖所得全部捐给了贫困大学生。而开篇提到的“马识途百岁书法展”正是其中之一。马识途说：“我练了一辈子的书法，虽不足以登上书坛，但能以书法作品做一件小善事，足慰平生了。”

 

    最近，马识途的新作《百岁拾忆》已交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在他的笔下，在他的眼中，记录着中国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我们期待着这位世纪老人给我们带来新的感动。（本报记者  李晓东 危兆盖）

 

    （该文成稿特别鸣谢马万梅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