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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4年05月14日 星期三

    学者观点

    诚信创造价值

    ——从经济学角度的思考

    作者:吴富林 《光明日报》( 2014年05月14日 15版)
    资料图片

        诚实与信任,这个社会经济生活正常运转的基础条件和基本假定,在转轨时期不断加剧的道德困惑之下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诚信缺失在当今中国达到了什么程度?这是一个可以明显感知又很难进行计量的问题:商业违约率的提高,使很多交易方式必须进行更为复杂的设计;在信贷法规、票据法规之外,衍生的操作细则越来越繁杂;商品假、伪比例提高,危及社会生产和生活质量;社会信号失真,甚至连“打假”也出现诚信问题;融资违约事实上居高不下,使银行等金融机构作为信用中介有变成“质押中心”和当铺的趋势;银行小心翼翼地设计的贷款规则(包括高抵、质押率)对真正的好企业又构成伤害和打击……这一切每天都发生在我们身边,影响着整个社会的价值延续和价值创造。

     

        失信过程中的主体可能是社会中的每一类成员:政府、企事业、个人。在一个诚信度高的社会中,失去诚信的成本很高;在一个诚信度低的社会中,固守诚信的代价很大。伦理经济学显示,败德行为使商品交易的范围、效率下降,成本大大提高。笔者认为,转轨过程中的诚信之所以成为难题,原因在于道德失范和规则的不确定。

     

    诚信是价值创造过程的重要元素

     

        诚信既是一种基于事实的伦理评价,又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意义。经济学家曾参考社会学的“田野工作法”做过实证分析,假如有这么一座城市,它的餐馆规定客人必须在买单之后用餐而不是用餐之后买单,那么这个城市的餐饮交易量必然下降,连锁反应可能是其他相关交易量甚至GDP都会出现下降的苗头,因为这个城市缺乏起码的经济活动的诚信基础。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经济学问题,诚信是作为外部因素影响了经济过程,还是作为内部因素参与了价值创造?

     

        经济学中的价值创造理论,都是着眼于产品的物质要素(土地、资本、劳动等)、必要劳动时间和物品的效用性来展开的,非物质要素则未被纳入价值创造过程。但现实告诉我们,诚信是一种在作用上类似于物质要素的资源,不仅影响着而且参与着价值创造。

     

        首先,诚信作为个体资源参与价值创造。在价值的创造过程中,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和劳动者在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下进行结合是至关重要的,人们注重了劳动者的科技知识含量是一个进步,但必须把劳动者的人文状况纳入分析过程。劳动者对于职业的忠心程度有时候不亚于其知识含量的作用。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说“上海货,信得过”,其实质是上海师傅的职业诚信已凝聚在了产品的价值之中,又通过市场交换得到了体现。

     

        其次,诚信作为公共资源参与价值创造。诚信作为公共资源是群体创作和历史积累相结合的产物,其参与价值创造的机制同其他公共产品(道路、阳光、空气质量等)发挥作用的过程是一样的。经济体的范围越大,诚信资源创造价值的乘数作用就越大。西方学者丹尼尔·贝尔提出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他指出,社会经济活动的范围和数量与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程度呈紧密的正相关关系。这启发我们,把诚信建设作为提升地区乃至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战略举措是必要的。

     

        再次,诚信创造价值有其定价原理。原则上讲,诚信价值是失信惩戒和守信受益正反两方面的叠加。在契约操作层面上讲,诚信价值等于违约成本,违约成本虽有“执行难”的问题,但却是可以计量的。在诚信风险状况下,可以对利息理论进行适当修正,它不仅是时间价值和利润再分配,而且是对违约预期的一种补偿。与失信惩戒相对应的是守信受益,后者难以计量,可能体现为一种“意义感”和尊严、品质。此外,信用缺失损失额、产品假劣损失额、银行信用违约率等多种统计数据,或可从宏观上提供诚信价值计量的实证依据。

     

    诚信是可以建设的吗

     

        诚信的核心是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嵌在纷繁的信任网络之中的,不同体制环境下人群的心态之间都有一种信任和怀疑的特殊组合,这种组合的变迁也反映着社会经济文明程度变化的轨迹。因此,所谓诚信建设,是建立在经济实力增长基础上的社会教化和制度成熟的过程。

     

        教化的目的是要形成一种关于诚信的主流意识形态,也就是康德所说的“道德的星空”。不可忽视教化的作用,但也不必夸大它的作用,因为教化的有效性是有条件的。曾经有调查显示,自助餐在大学附近的盈利率往往较低,中外金融机构的个贷业务中,大学生都被列为“高风险群体”。可见,在履约能力(实力)与制度约束力(惩戒)没有跟上的情况下,教化的作用要大打折扣。

     

        教化养成风气是一个持久的过程,而法制惩戒则可以取得较快效果。法制设计要达到的目标是使诚信的收益大于欺诈的“收益”成为社会运行的大概率,并以此引导人们的理性选择,其中有着制度设计的智慧问题。在英国殖民时代,运往澳洲的劳工船上屡屡出现因超载而导致大批死亡的现象,后来把计费标准从出发时点人数改为到达时点人数,情况大为好转。我国餐饮发票上抽奖的设计也曾经对减少偷漏税起到较好的作用。这些都是动脑筋见实效的例子。

     

    联合起来保护诚信

     

        从1999年全国政协有诚信建设提案到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诚信建设目标,到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关于诚信的宣示,可以说诚信已成为国家意识,各地的试点也已初见成效。推进诚信的最重要原则是必须联合行动,实现最大可能的信息共享,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共同的行动路线。信息网络的启动是非常必要的,好的技术平台可以在短期内弥补制度的不足,对失信行为的公开化本身就是一种很有杀伤力的惩戒。

     

        (作者系中国光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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