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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4年05月02日 星期五

    触摸那份萦绕于心的乡愁

    ——“作家与故乡”系列丛书编者感言

    生活书店编辑部 《 光明日报 》( 2014年05月02日   07 版)

        编者按

     

        “作家与故乡”系列丛书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生活书店出版,第一辑包括《鲁迅的绍兴》《胡适的绩溪》《老舍的北京》《郁达夫的杭州》《沈从文的湘西》《缘缘堂随笔》《林家铺子》《城南旧事》《冯骥才的天津》《王安忆的上海》十册,选编十位现当代著名作家关于故乡的精美文字,穿插著名摄影家陆宗寅、卓雅、沈继光等千帧精美照片,图文并茂,意在让读者更直观地感受作家笔下的故乡与摄影家镜头中的世俗风情。

     

        岁月漫漫、沧桑历经,我们重读十位作家回忆故乡的作品,寻访依然保留着的珍贵历史遗迹,再次领略他们笔下的风貌,勾起对于那个时代的浮想,同时令人心驰神往那些各具特色的故乡。

     

        经典的文字、深邃的内涵,加上别具韵味的照片,使“作家与故乡”系列丛书更具立体感。跟着书本去漫游鲁迅的绍兴、胡适的绩溪和王安忆的上海,不经意间,你会清晰地触摸和体味到作家笔下形形色色的人物、风景、意境,以及那份萦绕于心的醇酒般的乡愁。

     

    “中国人几乎都是爱护故乡”

     

        鲁迅先生一生漂泊,不断迁徙,在多个城市驻足过。从故乡绍兴,到南京、日本仙台、杭州,再到北京、厦门、广州、上海……他一直“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他曾经说:“中国人几乎都是爱护故乡,奚落别处的大英雄,阿Q也很有这脾气。”然而,他对于故乡的感情,却复杂无比,五味杂陈。

     

        1898年5月,17岁的鲁迅,揣着几分痛苦、留恋、希望,第一次离开故乡绍兴,去南京水师学堂、矿物学堂求学。1902年,鲁迅以一等第三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又远离故土,到日本东京和仙台求学,后来弃医从文,走上了呐喊的道路。

     

        回国后,鲁迅在故乡担任中学堂教员兼监学,期间他开始喝酒抽烟,消沉悲观,逃避着母亲以前替他安排的夫人朱安。他常住于学校宿舍,回家只是看望母亲,取些衣物。1912年,他应蔡元培之邀到教育部任职,又一次离开故乡。

     

        在故乡绍兴,鲁迅度过了终生难忘的少年和青年时代,他的许多名作都是以绍兴为写作背景的。故乡巍峨的寺塔、轩昂的府第、雄伟的殿宇既是古老历史文化的见证,也是鲁迅先生引以为自豪的象征。就是那里的一个村庄、一条深巷、一条小河、一座石桥和一座台门,也常常唤起这位大思想家、大文学家对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追忆。

     

        一方面,鲁迅对故园,对儿时冒险、游玩的地方和玩伴充满了爱和深情。在笔下,他怀着童心,追忆着快乐的百草园和三味书屋,善良的阿长和少年闰土,热情的鲁镇少年,美味的罗汉豆、茴香豆,还有别具风味的社戏、乌篷船、乌毡帽……这些在他一贯冷峻、沉郁的作品中透露出几抹亮色,平添了一些明朗和欢快。回忆中的“故乡”是美的,却是消失了的、想象中的。

     

        另一方面,鲁迅对故乡那些愚昧无知、自私自利的人以及那些可悲复可笑的事,给予的剖析和鞭挞是无情的。在现实生活中,他也刻意地隔绝和躲避着故乡。鲁迅少年时“家道中落”的困顿和悲凉,绍兴师爷、刀笔吏的传统负面名声,“豆腐西施”杨二嫂的刻薄、市侩,中年闰土的麻木、卑下,孔乙己的可悲、可怜,把他对故乡的美好记忆,完全地抹去了。故乡那阴暗、萧索、悲凉的气氛,似乎多年后依然没有改变。

     

        1919年底,鲁迅最后一次离开故乡。他在北京与许广平相识相恋,于1927年同赴上海生活。上海离故乡绍兴很近,但直到去世的1936年,17年中他再没有返回过故乡。这一切令人唏嘘不已。

     

    故乡即“母亲”

     

        胡适1891年出生于上海,出生后不久即随父母辗转到台湾。3岁时,胡适的父亲胡铁花去世,胡适随寡母回到绩溪老家,在那里度过9年读书习字的生活。

     

        在故乡的9年生活,有儿时的天真无邪,有玩伴的嬉闹玩耍,但对于胡适而言,更多的是关于“母亲”的记忆。绩溪——在很大程度上——是“母亲”的代名词。

     

        胡适的母亲冯顺弟,23岁守寡,带着孤子胡适回到绩溪,家道中落,又身为一个大家庭的后母,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但为了能让孩子读书,冯顺弟不畏辛苦,苦心经营家庭,抚养孩子成长,身兼慈母与严父之职。胡适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曾说:“(母亲)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

     

        胡适14岁到上海求学,自此再也没有回故乡长住。但身在绩溪老家的母亲,对胡适而言,是永远斩不断的牵挂,甚至是无力挣脱的“枷锁”。1917年,已经在美国深造多年、深受西方文化浸染的胡适,遵照母命,回绩溪老家与江冬秀成亲,从此开始了一段长达40余年颇受争议的婚姻生活。尽管对这位小脚太太有种种微词,但胡适一直维系着这段婚姻,谨守母亲的安排。

     

        1918年,冯顺弟因病去世,这对胡适而言,无疑是人生中重大的创伤。胡适在《奔丧到家》中写道:“依旧竹竿尖,依旧溪桥,只少了我的心头狂跳!——何消说一世的深恩未报!” 这次奔丧回家,也是胡适最后一次回到绩溪老家。故乡,随着母亲的逝去,也一同远去。

     

        后来,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回忆母亲时,写道:“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十四岁便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故乡即是母亲。对于绩溪老家,胡适也有着同样的感恩,他常以“我家世居绩溪县”“我是徽骆驼”为豪。绩溪的山山水水、世俗风情,对胡适而言,也同母亲的关爱一样,永远地印刻在他的灵魂深处。

     

    用未曾蒙尘的心体味时空

     

        故乡是灵魂的子宫,冯骥才和王安忆的两本“忆故乡”就像是两支安魂曲。他们的文字是对天津和上海这两座曾置身于其中的城市的忠实记述,更是对人类共有的,渴望回归本源和寻回熟悉感的深层唤醒和温柔安慰。

     

        王安忆笔下的上海,不是五光十色的闹市,不是冒险家的乐园,也不是正在迅速发展的国际大都会。王安忆的上海,是在里弄深处的,调子低沉的,但却是实实在在的。敏锐的感觉、细腻的文字带领读者走进上海里弄的某个角落,安静、有生气、似曾相识……翻开这本《王安忆的上海》犹如坐上了一架时光穿梭机,你会随着作者的文字轻松滑入她曾沉浸的旧时光。与此同时,心底久违的记忆之门也被神奇的力量缓缓打开。

     

        如果说《王安忆的上海》像一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黑白电影,遥远梦幻,让人渴望又遥不可及,那么,《冯骥才的天津》就更像一出跨越时间的舞台剧,你明知自己是局外人,但也保留着因为太投入而随时会冲上台进入其中的可能性。

     

        视觉是有记忆的,嗅觉是有记忆的,忙碌的日子或许让你无力思索,但总有那么一种味道或那么一幅场景能瞬间把你拉回到曾经熟悉的时空。你欣喜地发现,那些独属于你的岁月,一直完好无损地在那里静候你。你就那么走过去,静静与他对视,熟悉、安全又温暖。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不管是生长的地方,还是精神的归处,那个守望我们也被我们守护的地方,是自己午夜梦回时最渴望回归的所在。

     

        《冯骥才的天津》和《王安忆的上海》两本书的美,不在于他们是名家名篇,而在于两位作家对生命诚实的态度和未曾蒙尘的心,让他们可以紧握随时与灵魂对话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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