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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4年04月01日 星期二

    光明述评

    文明因包容而共融

    ——三评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

    刘文嘉 《 光明日报 》( 2014年04月01日   01 版)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习近平主席3月27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重要演讲,用这句话强调文明的包容性,“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一切文明成果都值得尊重,一切文明成果都值得珍惜。”

        多彩、平等、包容,描摹了人类文明的理想样貌,勾勒出文明交往的基本框架。这是在“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漫长进程中积累的经验,是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大浪淘沙中获得的共识,是对文明演进规律的深入体察,是对文明互鉴意义的深刻认识。其中,多彩回答了“同一性”“多样性”的历史问题,平等消解了“强文化”“弱文化”的狭隘语境,包容则指向了一种成熟的文化心态。简明的词语,深刻体现了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碰触、打量、交锋、冲撞与融合。

        回顾中西文化的交流,我们可以看到包容共识的来之不易。看看西方人几个世纪来如何看待中国:最初,马可波罗将它点染成了东方的奇幻之邦,有着广袤的土地、富庶的城邦、精巧的珍玩和宏大的征伐战争;然后,利玛窦、闵明我又把它纳入了天主教视野,虽肯定中国的文明与道德观,却“心痛”于中国人始终是“异教徒”。直到欧洲启蒙时代到来,莱布尼茨、孟德斯鸠等思想家才深入到了文明的核心层面,进行了中西文化互鉴的探索,并开始将中国视作独立、平等的文明主体。

        对比来看,中华文明自身的文化包容性在世界文明史上显得十分突出。中国对待各种外来文化,总体来说体现了包容、吸收和转化的特点,这才形成了传统中国文化多彩多姿的样态,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吸取西方优秀文明成果的现象。在中西文明交流史上,中国对西方文明的观察起始较晚,却因为节奏紧凑而尤为耐人寻味。与西方有关的事务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大体上被称为“夷务”,在随后的20年被称为“洋务”和“西学”,到了90年代就变为了“新学”。从魏源的“师夷长技”、郑观应的“富强救国”,到五四时期有识之士对“德先生”“赛先生”的吁求,再至由梁启超、张君劢、胡适引发的“科玄之争”,中国对西方文明的态度由怀疑排斥到赞赏崇拜,最终达成了以世界文明为坐标、以民族文化为本位进行现代转型的共识。

        从历史的大视野看,各种文明的交往不是“主体—客体”的关系,而是主体间性的问题;文明的同质性只能导致僵化和衰败,多样性才能引发交流和激荡,让文化发展处于流水不腐的状态。所以,包容固是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尊重、对多元共存事实的承认,但又何尝不是在拓宽本民族文化的可能、激发本民族文化的活力?

        人类历史披沙拣金,为今天留下的每一种文明都是相对成熟的文化形态,都有着坚固的宗教、哲学、习俗、制度构架。因而,包容的对象并非狭义的文化,也包括各个国家不同的现代化路径与制度选择。每一种文明都是独特的。在文明问题上,生搬硬套、削足适履、唯我独尊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

        隔阂与排斥往往与蒙昧相伴,开明与包容却总是带来文明之光。包容的心态本身就是文明史演进的成果。它是对“多彩”的肯定,对“平等”的尊重,更是文明共融的前提。汤一介先生曾言,相对于“文明的冲突”,“文明的共存才应是人类社会的出路”。而只有求同存异、美美与共的包容态度,才会让“文明的共存”变得更有前景。(本报记者 刘文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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