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成为“世界宗教博物馆”的历史原因

    宋元时期，泉州刺桐港曾与亚历山大港齐名，是世界五大通商港口之一，对外贸易兴盛，号称“市井十洲人”。各种宗教文化随着世界各地商人进入泉州，道教、佛教、景教、天主教、伊斯兰教、摩尼教等都在这里落户并和平相处，成为闽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曾将泉州称为“世界宗教博物馆”，对于其成因，如果从深层次来考察，除了兼收并蓄的精神和胸怀，泉州相对开放的政策、泉州人的“重商”情结以及泛神崇拜等因素皆不容忽视。

    政府的开放政策。唐宋时期，封建统治者为彰显国力宣示国威亦为了获取税收及珠宝香料，多方招徕鼓励蕃商蕃客前来中国。唐代，不少波斯、阿拉伯商人，经过南洋群岛，到泉州进行贸易。据《全唐文》载，唐太和八年（834年），朝廷针对“慕化而来”的蕃舶被过重征税、蕃商“嗟怨之声，达于殊俗”的现象，特地下诏明令各地“不得重加率税”，并要求岭南、福建及扬州地方官员对蕃客“常加存问”。泉州地方政府特于城内胭脂巷建立供商人集中居住的蕃坊。五代时期，割据闽地的闽王王审知，亦竭力“招徕海中蛮夷商贾”。宋代，泉州设置市舶司，专司海外贸易；又建“来远驿”，接待蕃商蕃客。宋代的泉州，蕃商对地方财政乃至城市建设的巨大作用，亦使地方官员不能不刮目相看。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泉州城的修建，就是借助“贾胡簿录之资，请于朝而大修之，城始固”。时人曾有“泉仰贾胡”之说。当地政府对蕃商蕃客礼遇有加，允许“民夷杂居”，也允许“族居一处”，并沿唐制于城南辟专门居住区蕃坊。如祝穆《方舆胜览》便说：“诸番有黑白两种，皆居泉州，号番人巷”。为解决外国商人子女教育问题，允许开办蕃学。蔡絛《铁围山丛谈》卷2记录：“大观政和，四夷向风，广州、泉南请建蕃学。”所有这一切，无疑为海外各种宗教文化进入泉州创造了宽松环境。

    泉州人的“重商”传统。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统治者长期秉持“重农抑商”政策，视农耕为本，商业为末。然而，历史上的泉州，人多地少的矛盾长期非常突出，仅靠农耕难以生存，只能从经商中寻求出路，因此很早就形成“逐末之风”。泉州背靠高山面向海洋的独特自然环境，决定了其对外经商的主要对象不在内陆地区，只能面向海外。于是，至迟从唐代开始，泉州人就积极经营海外贸易。《泉州府志》载：“民无所证贵贱，惟滨海为岛夷之贩。”乾隆《泉州府志》卷40记载，五代主政泉州的王延彬，“多发蛮舶，以资公用。惊涛狂飙，无有失坏。郡人藉之为利，号招宝侍郎。”泉州人从通商海外中获得源源不断的财富，不少人因此暴富。宋代洪迈《夷坚志》载：“泉州杨客，为海贾十余年，致资二万万。”《莆田祥应庙碑记》载：“泉州纲首朱纺，舟往三佛齐……获利百倍。”南宋绍兴年间知泉州的连南夫也说：“海卖入蕃，以兴贩为招诱，侥幸者甚众。”宋代泉州商贾云集，“涨潮声中万国商”，泉州港成为中外商品的汇聚地，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对于侨居的外国商人，泉州人与之友好相处，甚至不少人与之通婚。泉州《荣山李氏族谱·垂戒论》就有族人与外来蕃客通婚的记载：“有从妻为色目人者，有从母为色目人者，习其异俗。”泉州人的“重商”为各种宗教落户泉州和各种信仰自由传播提供了重要条件。

    泉州人的泛神崇拜习俗。秦汉时从中原南迁而来的汉人，进入泉州后，带来了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以及已经本土化了的佛教。他们在西晋太康年间就建了一座道教大宫观——元妙观，一座佛教大禅林——延福寺。泉州人的宗教崇拜来源众多，既有闽越文化遗风，亦与移民背景直接相关。泉州原是闽越人居住之地，按《史记》所说：“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见鬼。”信巫尚鬼的习俗在这里得到长期保留。泉州先民信奉的鬼神繁多，既有人化的鬼神，亦有物化的鬼神，既有外地引进的，亦有本地自行创造的。诸如床母、灶神、谷神、土地公、境主、天公等，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历史上，泉州鬼神崇拜之风盛行，巫祝大行其道，乾隆《泉州府志》称：“泉人颇惑于鬼神之说。”嘉庆《惠安县志》云：“俗颇尚巫鬼。”乾隆《永春州志》说：永春“信巫尚鬼。”泉州人的杂糅多元信仰和泛神崇拜传统，有利于外来宗教文化的传播。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唐宋时期，随着泉州海外贸易的繁荣，各种宗教和文化纷至沓来。伊斯兰教，唐初已入泉州，市区东郊灵山上，留有“三贤”墓、“四贤”墓。婆罗门教于唐代进入泉州，泉州开元寺中留有遗物，泉州新门外浮桥边那根充满神秘色彩的石笋，亦是罕见的婆罗门教遗物。摩尼教大约亦在唐代进入泉州，宋元时期颇为盛行，泉州城南尚有一座摩尼教教寺，俗称草庵，创建于元代，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印度教宋代进入泉州，元末在城南修建了极为华丽的寺庙……这些外来宗教，活动时间与范围不同，信众不等，影响不一，但在泉州均拥有一席之地，留下鲜明的历史印记。

    （作者单位：泉州师范学院 本文系中国社科院文化研究中心闽南文化研究基地项目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