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才容易护才难

    爱才之心虽人皆有之，可护才之胆却不是人人都具备的。爱才，只是一种单向、内在、情绪化的心理感受，而护才则必须有胆有识，付诸行动。所以说，爱才容易护才难。

    在我国古代人才史上，“爱才护才”的佳话不乏先例。如，鲍叔牙将跟错了人、站错了队、打入囚车待处决的管仲推荐给齐桓公，让这个差点要了桓公性命的仇人成为齐国上卿，从此辅佐齐桓公创立了春秋第一霸业。再如，韩信当年弃楚归汉，起初只是个管理仓库的小官，后因犯法，依律当斩。若不是夏侯婴刀下留人，并推荐给萧何，就不会有月下追韩信的美谈，其千秋功业就更无从谈起了。

    “刀下留人”之说近似传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更难的是龙颜大怒时，“伴君如伴虎”的大臣“虎口救人”。雍正即位之初，曾让所有的大臣都要拿出治国安邦的良策上奏。翰林院检讨孙嘉淦在奏疏中提出了三项建议：请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其中，“请亲骨肉”一条，显然是针对雍正上台后分化瓦解诸皇子集团的做法，意在批评雍正兄弟相残。雍正看了颇为不快，就召集大臣们传阅，并愤愤地说，“翰林院乃容此狂生耶？”面对皇上的严词斥问，满朝文武，诚惶诚恐，只有文华殿大学士朱轼慢吞吞地说，“嘉淦确实有些狂妄，但臣却佩服他的胆量。”雍正沉默良久，笑着说，“朕也同样佩服他的胆量。”朱轼不愧为“帝师元老”，片言就把孙嘉淦从卷铺盖甚至掉脑袋的危机中解救出来。雍正还算有些城府，在如此尴尬的氛围中也能忍得下去，笑得出来。

    此前，孙嘉淦在康熙朝为官九年，一直没有什么起色，这件事的发生，让他一夜之间声名鹊起。从此，孙嘉淦尽管偶遇坎坷却无大碍，出将入相，仕途平坦，在朝曾任左都御史、刑部、吏部、工部尚书，官至翰林院掌院学士、协办大学士，功业卓然，且著述甚丰。至乾隆年间，孙嘉淦做奏疏——《三习一弊疏》，被后世誉为“大清第一名疏”。

    话又说回来，像孙嘉淦这样一位正直廉明的社稷之臣，当年若不是朱轼一句话担保下来，其生命在雍正朝之初就有可能戛然而止，哪里还有后来的丰功伟绩？

    所谓的“耿直讨人嫌”就是指在实际工作中，大凡有点棱角的人才，往往会被上司所憎厌，被同僚所排挤。如果缺乏宽松的人际环境，人才的话语权就会被剥夺，其生存和发展也会受限。即便在今天相对开明宽松的环境中，一些总裁制企业的高层会议上，由于并没有完全克服“一把手政治”所固有的局限性，也很难发现有见地的异响，很难听到对高层主管的尖锐批评，有个性、有创见的人才也就不大可能脱颖而出。因此从保护人才的角度看诤谏之士从何出，如何加强用人制度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关键点在于不要让“千人之诺诺”掩盖了“一士之谔谔”，不要让明面上的“一致认为”淹没了潜在的不同声音，不要让正直敢言人士因势单力薄被封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