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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3年12月18日 星期三

    对话西夏文字

    作者:杜 羽 《光明日报》( 2013年12月18日 05版)
    西夏文和汉文的对比:

    第一行是西夏文原文;

    第二行是汉文与西夏文的字与字对译;

    第三行是汉文意义。
    《番汉合时掌中珠》西夏文序。资料图片

        翻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金波所著的《西夏文教程》,满眼都是“怪字”:也是横竖撇捺点,也是方方正正,乍一瞧,以为是汉字,再端详,没一个认识。这就是西夏文,一种消失了几百年的“死文字”。

     

        20世纪初,当尘封了数百年的西夏文典籍重见天日时,世上已没有能够识读这种文字的人。历经数代学人的艰辛劳作,如今,解读西夏文的一个个难题被攻克了,但国内可以识读西夏文的学者,也不过寥寥几十位。

     

        和西夏文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史金波,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人与他一道,唤醒那段深藏于一点一画中的历史。于是,就有了国内外第一部西夏文教材——《西夏文教程》。

     

    千呼万唤始出来

     

        1962年,22岁的史金波考入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王静如门下,成为中国第一位西夏文研究生。“20世纪60年代初,学者能够解读的西夏字不过3000个左右,不及全部西夏字的一半;西夏语中很多关键的语法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西夏人撰著的长篇作品无法进行翻译。”史金波回忆说。

     

        “我原来在中央民族学院学习彝语,快毕业的时候,响应学校号召,报考了西夏文研究生,其实对这个专业浑然不知。”就这样,史金波懵懂地走入了西夏文字。在王静如指导下,史金波开始抄写《番汉合时掌中珠》。这部发现于黑水城遗址的西夏文和汉文双语对照的辞书,把史金波带进了西夏的世界。记忆字形,归纳结构,分析字义,史金波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琢磨这些繁难的符号,“渐渐地,死亡的文字在我的头脑中变得鲜活起来,我记熟了《番汉合时掌中珠》中1000多个西夏字,还利用有限的资料揣度起西夏语的语法”。

     

        艰难的求索西夏文之路,使他逐步萌发了一个愿望——编写一部西夏文教材,为后来者搭建一条进入历史的捷径。

     

        其实早在1987年,史金波就开始编写用于课堂教学的西夏文讲义,每次课程结束后,他都会对讲义进行修订,融入西夏文研究的新成果。但是那些无法直接聆听讲课的人就没有这样的方便了,远在银川的宁夏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贾常业就没那么幸运。2005年,贾常业开始学习西夏文,没有教材,他只能像早年的史金波一样生啃西夏文辞书。2011年、2012年,史金波连续两年在宁夏大学举办的西夏文研修班上授课,贾常业终于有机会系统地学习西夏文。

     

    首部西夏文教材

     

        听说首部西夏文教材即将问世,研修班学员渴盼,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沈卫荣催促,但史金波还坚持要修订,他要把自己释读西夏文草书的经验写进教材。

     

        “十几年前,我在俄罗斯藏黑水城文献中发现了一批西夏文社会文书,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可与敦煌社会文书相媲美。”史金波说,这批资料来自于西夏社会,是开启西夏社会大门的钥匙,但这些社会文书多是难以识别的西夏文草书书写,而且多是残页,或缺头少尾,或字迹不清,还有不少文书正、背两面皆书写文字,笔画透墨浸洇,相互交错叠压,更加难以辨认。

     

        史金波一笔一画地对比西夏文楷书和草书的字形,一字一句地在残缺不全的图像上寻觅,日积月累,西夏文草书识别能力逐渐提高。有的是两三笔化成一笔、有的有固定的简化形式,有的带有个性化色彩……他把点点滴滴的心得都写在了教材里,这是西夏文研究的最前沿。

     

        2013年下半年,这部酝酿了半个世纪、修改了二十多年的《西夏文教程》终于交稿了。可史金波说,他的心情并没有感到轻松。因为,不管对于他还是对于西夏学界,解读神秘的西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本报记者 杜 羽)

     

     

        链接

     

    西夏文的前世今生

     

        西夏语是历史上的西夏王朝党项民族的语言。党项族自称“番”,称自己语言为“番语”。“西夏语”其实是一种习惯称呼。由于番语是西夏主体民族的语言,使用人口多,使用地域广,在西夏境内成为强势语言。

     

        宋朝初年,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在称帝前,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做了一系列准备。其中,创制番书——西夏文,就是一个重要内容。文字制成后,西夏专门设置番、汉两个字院,掌管与各地往来的文书。至今已经发现的西夏文资料表明,在西夏时期,不仅用西夏文书写官府公文,撰写西夏的历史、文学、法律、医学等方面著作,还编纂各种不同类型的字典、辞书,镌刻了很多碑石,铸造了钱币、印章、铜牌,民间的交往也常常使用西夏文。此外,还用西夏文翻译的《论语》《孟子》《孝经》《贞观政要》等汉文典籍。

     

        创造西夏文字的时代,汉字已使用了数千年,与党项族临近的其他民族,像回鹘、吐蕃、契丹等都有了自己的文字,这些既有的文字对西夏文的创造都有一定影响。其中,汉字的影响最大。西夏文的基本形体和构字方法与汉字类似,但也有自己独特的创造和发展。

     

        西夏文斜笔较多,一般四角饱满,字体匀称。西夏文字的笔画多在十画上下,基本上没有五画以下的字,二十画以上的字也很少。在文字构成上,西夏文象形字、指事字极少,会意合成字比汉字中的会意字多,与汉字形声字相似的音意合成字少。

     

        西夏灭亡后,党项族又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变迁,渐被其他民族同化,最后于明清之际消亡。西夏灭亡后,西夏语成了一种无人会说的死语言,西夏文成为死文字。

     

        西夏,这个以党项族为主体的王朝,前与北宋、辽朝对峙,后同南宋、金朝鼎足,在中国中古时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由于鲜有文献记载留存,西夏一度被贴上“神秘王朝”的标签。1908年、1909年,一支俄国探险队两次在西夏黑水城遗址发现了数千件西夏文文献。从此,破解西夏之谜成为可能,众多知名学者把目光投向西夏,王国维、罗振玉、陈寅恪、赵元任等都曾参与西夏文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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