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日帆多宝舶来

    在海南省万宁市东南的浩瀚海面上，有一个被誉为“海南第一岛”的岛屿——大洲岛。它是海南省沿海最大的岛屿，也是通往东南亚国家必经的要道，自唐宋以来一直是重要的航海标志。非常奇特的是，如果从高处拍摄，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大洲岛的海域内有一艘古沉船的形状。关于其年代和来历一直都是众说纷纭，一说是宋元时期的古波斯沉船，一说是明代的越南沉船。总之，现在你若去大洲岛，依然可以在沙滩上捡到体现唐宋至明清不同风格的瓷器碎片，它也许真的承载了海南岛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辉煌历史。

    查阅史料可知，明朝伟大的航海家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远洋船队下西洋时，七次经过海南岛。他们从福州与漳州出发，沿海南岛东岸一路南行，选取独猪之山（今万宁市大洲岛）与铜鼓之山（今文昌市铜鼓岭）作为登陆补给之地。当时朝廷诏命使者前往南洋各国，也都是循着郑和下西洋的这条海路前行的。

    海上丝绸之路延绵两千年，跨越三大洲，是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桥梁。从秦汉到唐宋，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已经繁忙到了“舶交海中，不知其数”的盛况。“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舶来。”刘禹锡用诗歌描绘了唐朝海上贸易的繁盛景象。南国重镇广州，在唐代初年一跃变为南方沿海的中心港口城市和国内最大的对外贸易港。海南岛作为自广州港出发驶往东南亚和阿拉伯航线的必经之地，其重要性愈加显现。这条途径南中国海的航线最后一直延伸到东非海岸，全长 14000公里，途经90多个国家和地区，据考证这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正是为加强对海南岛这个海上丝绸之路咽喉地带的控制，唐朝廷又在隋朝基础上，对海南的行政建置做了较大的调整和加强，从唐玄宗至唐肃宗时，海南增至五州，并一度将州改为郡，从而建立起了一整套对海南进行有效控制的行政管理体系。

    在海南三亚的海棠湾镇有一个穆斯林古墓群。早在隋唐代时，中东一带阿拉伯各国的穆斯林人开始驾船跨越印度洋，经我国南海到达泉州、广州一带经商贸易。当时的海南岛南部和东部正处在这条航线附近，来往的穆斯林商人经常在此休息甚至定居，有些在航海中去世的穆斯林商人也安葬在这附近。在三亚海棠湾镇发现的这些穆斯林古墓不仅数量多，而且十分集中，墓碑雕刻精良，说明是历史上定居穆斯林的公共墓地。

    但在宋代以前，海南仍然缺乏大型船舶停靠的天然良港。为更好地适应当时蓬勃发展的海外贸易，宋淳熙十五年（1188年），琼知州王光祖在海南岛政治经济及交通中心的琼州（今海口），开辟了白沙津港，以方便往来于海上丝绸之路上中外船舶的停靠。1293年，朝廷在琼州设立“海南博易提举司”，允许外商直接到海南进行贸易，将这里的海外贸易直接纳入政府管理之下，这种盛况一直持续到明朝。清代解除海禁后，到18世纪，海南已经成为中暹（罗）海上贸易的中转部，其贸易触角延伸到日本、交趾、新加坡等地。在日本人所著的《海南岛史》中记载，每年从海南到暹罗的大海船在40艘左右，到交趾支那有25艘，开往东京以及交趾支那北部的通常是50艘，这种海船的吨位是100至150吨左右。

    证明海南岛与丝绸之路关系最直接的是“海捞”。“海捞”是海南收藏界的代名词。但很多人可能会将它与海捞瓷混为一谈。事实上，“海捞”的概念远比海捞瓷丰富得多，海捞瓷只是“海捞”中最耀眼、最具代表性的一个门类，除此之外，包括海捞钱币、象牙、香料、石雕、琉璃、铜镜、红木、兵器、药材、珊瑚等等。海捞瓷是中国古代外销瓷器的又一名称，中国一些商船在海上因故沉没，所载瓷器打捞出水后统称为海捞瓷。海南已经对南海的水下文物进行了近十次的考察，获得的各类文物数万件，目前在海南岛附近的海域发现的沉船有上千艘，沉船的这些瓷器大都来自景德镇、福建、广东的一些民窑，时代跨度从唐、五代、宋、元以至明都有发现。业内人士认为在海南发现的海捞瓷虽不能与明清官窑瓷器相提并论，但由于来自沉船，具有较明显的历史背景，所反映出的文化和历史价值不可低估。

    可以这样说，唐宋以来，海上丝绸之路，无论是阿拉伯航线、印度洋航线、波斯湾航线、非洲沿岸航线，无一例外都经过海南岛，而周边海域自然成为大量沉船及文物的沉没区，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正是不同文化交流的见证。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皆为对话之路。茶叶可能喝光了、丝绸也许穿烂了，昔日的瓷器也不再熠熠生辉，但文化的融合却从未间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