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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3年12月06日 星期五

    文史遗痕

    两本旧地图册

    石 英 (北京) 《 光明日报 》( 2013年12月06日   16 版)
    民国时期分省地图版本之一

        我曾拥有两本大地图册,一本是《中国分省地图》,另一本是《世界分国地图》,均为上世纪30年代初上海地舆出版社出版,当时国内顶尖的专家教授编撰,珂罗版精印。这两本地图册的编印风格和色调都有所不同:“中国”的这本更为厚重,书页颜色较为柔和,多以黄、淡红、淡绿以及蛋青色为主调,而“世界”的那本则多以蓝、紫和橙色为主,看起来有一种不适的刺激感。加之我对国内地理比较熟悉,对世界地理相对陌生些,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每天至少要挤出一个多小时趴在自家炕席上复习地理,翻看这本《中国分省地图》,并很快进入了着迷的状态。

        这两本地图册有一段来历:1947年夏天,蒋军大举进攻胶东解放区,我当时上初中一年级,为了备战,上级决定提前放假,让我们回到各自的村庄参加土改“复查”。在那之前,我已加入处于秘密状态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村党支部便要我协助“贫困团”“分果实”记账。一次在村中首富、地主兼资本家家中记账时,看见地上有许多书籍被人来来去去地践踏,心生怜惜,不由得拿起来翻看。农会会长老梁便对我说:“这些东西谁都不会要的,你爱看书,就拿回家去看吧。”我自然心喜,拿了几本,其中就有上述的两本大地图册和几本天津言情小说家刘云若所著的《春天红霞》《燕子人家》等。

        这本中国分省地图册的知识含量极为丰富,甚至在全国解放后的几十年间,我也没见出版如此丰厚精美的地图册。甭说别的,仅每个省份的地图附加的文字说明就有一二十个栏目,能折成几折,拉直了足有一尺长。以“民”字为例,就有“民族”“民风”“民性”等等。譬如浙江省,“浙西民性比较文质儒秀”,“浙东则劲健强悍”。暂且不论是否精确,但详尽确是它的一大长处。又以“城市”一栏为例,河北省秦皇岛的小注为:“北戴河,乃著名海滨避暑胜地,向负盛名,自开滦矿务公司开办以来,有更大发展……”还有我的故乡小港龙口,竟在山东省“城市”一栏中也占了一席之地,其注文曰:“在黄县西三十里,民国初年欧战期间由华人自行开毕。民国三年(1914年)九月三日,日军三万余人由此抢滩登陆,掠夺财物,奸淫妇女,枪杀民众,并沿青黄公路自腹背进攻德占之青岛,为国耻纪念地。”龙口港作为“国耻纪念地”,我是第一次在这里读到的,在别处很少见提及此事。

        作为原籍山东的我,对本省自然留意得多些。据此图中云,说山东有一百零八县,合乎“梁山泊”一百单八将之数。我未细数,不过据云在今之青岛的街道名称中,此一百零八县都在。在半个多世纪间,其中若干个县有的归并,有的撤销,有的划入邻省,已有很大出入。如黄河北侧郑板桥曾任过县令的范县划入河南,改变了山东西部的视觉形象。而在战争中及全国解放后新置的县就更多了。

        就全国而言,对照当年的地图册,原东三省变化最大,几乎面目全非:如今之鸭绿江畔东段、今之吉林省数县原属辽宁;今之黑龙江省会哈尔滨属吉林省等等。而在这七八十年间变异最小的应是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福建、青海、新疆、陕西、山西等省份,面积大大“缩水”者为宁夏。而由于原绥远、察哈尔、热河省被撤消,除大部分地区属于后来的内蒙古自治区外,河北省也“兼并”了原长城外的大片地区,但该省最南端的濮阳、清丰、南乐等地区划入了河南,原在黄河以南的东明划入山东省,河北省成为名副其实的“(黄)河北”。看来,行政区划的变迁在近几十年间是很大的。

        随着时代的发展,许多概念也在发生变化。如老地图册在提到中国的避暑胜地时,只举“三山一海滨”为最著名:庐山、莫干山、鸡公山以及北戴河,当时就连青岛、大连等也未列入顶级避暑胜地。当然,青岛另有特别称号——“东方之瑞士”,而哈尔滨是“东方莫斯科”。

        综观这本大地图册,始终贯穿着一条爱中华爱国家的基线,“地大物博”这一传统观念是经常被提到的。但对照今天,那时发现的矿藏及其他物件还是比较老旧的。如石油仅有陕西延长、甘肃玉门等几处;煤矿较多些,但也只有东北之抚顺、本溪,山东之淄博、枣庄、坊子,江苏之贾汪,河北之峰峰,山西之大同、阳泉等处;铁矿提及的更少,除东北外,仅有湖北大冶,山东金岭镇等寥寥数处。但果蔬等物产分布较广,如山东之莱阳梨,烟台苹果,乐陵小枣,胶州大白菜,肥城和河北滦县之蜜桃,还有浙江黄岩、江西南丰之蜜橘等等。

        地图册爱中华的意识有时还带有一种理想主义色彩,这表现在它对争议中的铁路和港湾的介绍。如对浙江三门湾和海南岛榆林港建设前景的畅想,关于拟建铁路线的标示等等,似乎都意在鼓舞广大读者。就我的记忆,拟建的铁路线有济顺铁路(济南至河北邢台——邢台昔为顺德府之谓)、高徐铁路(自山东省胶济线上的高密至江苏徐州)、烟潍铁路(自山东烟台至胶济线中段的潍县)等。这些拟建铁路大都由外国公司投资兴建,可能是因为抗日战争爆发等原因,始终未见真的动工,因而图上均以虚线标示。以烟潍线为例,据我父母回忆,自民国初年即垫高了路基,准备了砂石,后来一直没通火车,倒是通了汽车。这条长达近300公里的“汽车道”就在我村北二里许,传来汽车的轰鸣将近百年之久。以上拟建铁路中,唯在前些年修通了济南至河北邯郸的货运铁路线。

        细究起来,这本地图册在某些说明文字的观点上也有不妥之处,反映出当时编撰者的思想局限。如在谈到南京时,说是“洪杨之乱为害”如何如何;谈到赣南地区时,对当时的红色苏维埃也有某些微词。

        我自幼酷爱史地,获此地图册后由于目视其图深记其文,在地理知识的积累上更见深厚,故尔至今去全国各地,纵是县级单位,初来乍到也能对该地略知一二。如最近期间所去之四川叙永,知其为川、滇、黔交界处,有“鸡鸣三省”之称;去湖北南漳,知其地为司马徽(水镜先生)当日举荐诸葛亮、庞统处,有“水镜庄”在焉;去山东禹城,知其为昔日津浦铁路重要车站晏城站所在地……这些印象,皆与那本大地图册有关。

        我少年参军,离家前曾将这两本至为珍贵的地图册搁在一个木箱内,置于厢房里,几年后回乡探亲,遍寻不见。痛惜之下,苦于无法找回,只有深深追忆而已矣。

        (作者为散文家,人民日报文艺部原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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